“我就是你要见的人，”他说，“我就是主席。请进来喝口热茶吧。”
这些陕西山区的居民有自己的方言，净是发音含混的口语，但是他们懂得“白话”——中国的官话，他们自己的话有一大部分是外地人很容易听懂的。我同那位主席又作了几次谈话的努力之后，他渐渐地显出能够领会的神情，我们的谈话就有了顺利的进展。不过在我们的谈话当中，偶尔又会出现hai pa一词。我一时顾不上问他到底害怕什么。等到我最后问清这个问题时，我这才发现陕西山区方言中的hai pa等于官话中的bu zhi dao（不知道）。这个发现使我感到很满意。
我坐在铺着炕毡的炕上，向我的主人进一步谈到我自己和我的计划。过了不久，他就显得没有什么疑虑了。我想去县政府所在地安塞，当时我以为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就在那里。他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向导和一个骡夫。
他答应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过我不能在大热天赶路。太阳已经升到当空，天确实是非常热，我看上去很疲倦，再说，我吃了东西没有呢？说实在的，我饿极了，因此我不再跟他客气，接受了他的邀请，第一次同一个“赤匪”一道吃饭。我的骡夫急于回延安去，我把钱付给他，跟他告别。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的最后一个联系环节告别，从此要有许多星期不跟它发生接触。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跨进红区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落入刘龙火先生（我后来知道这就是那位青年农民的姓名）的掌握之中，也同样落在他的那些外貌强悍的同志的掌握之中，他们开始从附近的窑洞里陆续过来。他们穿着同样的装束，带着同样的武器，好奇地看着我，听见我说话的怪腔怪调，都呵呵大笑。
刘龙火拿烟、酒、茶来招待我，向我提出无数的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非常好奇地翻看我的照相机、鞋子、毛袜、我的布短裤的质料，不时发出赞美的声音；对于我的卡其布衬衫的拉链，更是赞不绝口。总的印象似乎是：我的行头不论看起来是多么可笑，显然非常实用。我不知道“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对这班人意味着什么，我准备眼看我的这些东西很快地被“共产”——但是当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受到严密检查的目的（比你在其他边境所受到的海关检查要愉快得多）是为了要证实他们以前的一种看法：洋鬼子不可思议。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烤猪肉。我的主人为饭菜简单而表示歉意；我则为我的食量不同寻常而表示歉意。其实后面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必须飞快运用我的一双筷子，才能赶上贫民会的那些好汉呢。
龙火告诉我，说安塞离那里不过“几步路”，尽管我不大放心，但是除了照他说的等一等以外，没有其他办法。等到一个年轻的向导和一个骡夫终于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下午四点钟了。临走时，我想把饭钱付给刘先生，可是他愤然拒绝了。
“你是一位外国客人，”他解释说，“而且你是来找我们的毛主席的。再说，你的钱也没有用处。”他对我手里拿着的纸币瞟了一眼，问道：“你没有苏区的钱吗？”听我回答说没有，他就数了共值一元钱的苏区纸币说，“这个你拿去，你路上会用得着的。”
我拿一元国民党的钱和刘先生交换，他接受了；我再一次向他道谢，然后跟在我的向导和骡夫后边爬上山道。
“好啊，”我一边气喘喘地爬山，一边对自己说，“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我已闯进了红色大门。这件事多么简单!
但是在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一场险遭不测的事件，以致后来谣传我被土匪绑架杀掉了。其实，土匪早已在那寂静的黄土山壁后边跟踪着我了——只不过不是赤匪而是白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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