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孙逸仙博士担任西南联军的大元帅，打败了胡督军，但后来又被北洋军阀赶出湖南。彭德怀同孙逸仙的军队一起南逃。后来他奉孙逸仙的一个将领程潜 的命令从事谍报活动，到了长沙以后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当时湖南当权的军阀是张敬尧。彭德怀对他这段经历是这么叙述的：
“我每天受各种各样刑罚约一小时。有一天晚上我被手足反绑，在手腕上缚一根绳子吊在梁上。狱卒们在我背上堆上一块块大石头，站在周围踢我，要我招供——因为他们至今仍没有弄到我的证据。我昏过去了好几次。
“这样的刑罚继续了一个月。每次受刑后我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刑罚。但每次我又决定不屈服，坚持到第二次再说。最后他们从我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出乎意料地释放了我。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件事是几年以后我们攻占长沙时把这个用刑室拆毁了。我们放了关在那里的好几百名政治犯——其中许多人由于挨打、虐待、挨饿已奄奄一息。”
彭德怀重获自由以后就回到他舅舅家去看他的表妹，他想同她结婚，因为他认为自己仍有婚约。他发现她已死了。他于是又去当兵，不久就第一次任军官，派到湖南军校学习。毕业后他在鲁涤平部下第二师当营长，到家乡驻防。
“我的舅舅死了，我听到消息以后就请假回去奔丧。路上我要经过童年时代的家。我的老祖母还活着，八十多了，身体还很健旺，她听说我回来，走了十里路来迎我，请我不要计较过去。她的态度非常谦恭。我对这一转变感到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呢？我马上想到这不是因为她个人感情有了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我在外面发了迹，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为一个月挣两百元大洋军饷的军官。我给老太太一些钱，她以后就在家里赞扬我是个模范‘孝子’!”
我问彭德怀受到什么书籍的影响。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读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一次开始对军人应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有了一些认真的考虑。“司马光笔下的战争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给人民带来痛苦——很像我自己的时代里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了要使我们的斗争有一些意义，为了实现长期的变革，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彭德怀读了梁启超、康有为以及其他许多对毛泽东也发生过影响的作家的著作。有一个时期，他对无政府主义也有一些信仰。陈独秀的《新青年》使他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从此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国民革命正在酝酿中，他当时任团长，觉得有必要用一种政治学说来激励他的部下的士气。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比起梁启超来是个进步”，但彭德怀感到“太含糊混乱”，虽然当时他已是国民党员。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入门》使他觉得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实际合理形式的社会和政府的一本书”。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怀已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简介、《新社会》（一个著名中国共产党员著）、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许多对中国革命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文章和小册子。彭德怀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看不到有什么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虽然彭德怀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共产党，他在自己的部队里吸收相信共产主义的青年，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训练班，成立士兵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他同一个中学女生结了婚，她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但在革命期间，他们分了手。一九二八年以后彭德怀就没有见到过她。就是在那一年七月，彭德怀举行起义，占领了平江，开始了他的叛逆或土匪——看你怎么叫——的生涯。
他在把这些青年时代和斗争的情况告诉我时，他手里执着一个用蒙古马鬃做的苍蝇拂，为了强调语气，漫不经心地随手挥舞着，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说笑笑。这时有个通讯员送来了一束电报，他开始看电报时又突然成了一个严肃的司令员了。
“反正，要说的就是这么一些，”他最后说，“这可以说明一个人怎么变成‘赤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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