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应芳的话，曹友闻自是一句也不信。便是庙里的菩萨，要普度众生也未必便轮到他曹友闻了，何况周应芳一不痴二不傻，平白无辜有钱不要非要送给他？他来见周应芳，却是有他自己的打算，不过顺便也来看看周应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不过他却没有想到，与周应芳的会面，竟然平空就多出了两个不速之客来，且都还是朝廷的官员。
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汴京，虽不能算是很失礼，但却多多少少表露出了周应芳对他的轻视。不过，这种无奈的现实，曹友闻早已体会过太多遍了。他心里依然会恼怒，但却不会让情绪左右自己的行动。一个出色的海商，应当比常人更珍惜利润的宝贵。因为他们的一生，都是在用生命换取利润。
曹友闻早就知道，虽然都是商人，但本土的大商人却大多看不起海商。因为海商每次出海，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钱——这是绝大多数家境殷实的商人都不愿意去做的，更不用说普通人家——真正出海贸易的，在本土商人眼中，都是些穷困潦倒的破落子弟、幻想一夜暴富的无赖泼皮。所以，即使唐家这样的家族，虽然要常年和海商打交道，但是论到出海贸易，却始终只占着微不足道的份额。要知道，出海贸易并不是东家只要坐在国内买船募人就可以的，倘若东家或者东家的家族中没有得力的人经常亲自出海，那被船长和水手们坑得倾家荡产，也不是奇事。
在海上营生的人，即使是正正经经的水手，也比常人更加蔑视道德法令。而且，海商们要打交道的也是低人一等的蛮夷，除了海上的风浪外，更要面对许多让人闻之色变的疾病……因此，特别在北方宋人的心目中，绝大多数人都相信，真正好人家的儿女，是不会愿意干这营生的。本土的商人，一方面固然喜欢海商带给他们的利润，羡慕海商腰缠万贯；另一方面却也看不起他们，在心理上轻视他们。这种心态，倒和汴京的官员看不起海外的官员是一样的。
象周应芳，曹友闻甚至根本不知道对方是故意轻视，还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也许在周应芳心里，他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意怠慢了曹友闻！而这种心态，才是最叫人无奈的。
不过，这种在礼节上受到的轻视根本不算什么。真正叫曹友闻困扰的，还是吕李二人的在场，让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应当开诚布公的和周应芳提起自己的计划。
这时候，曹友闻也只得耐下性子，装出对那笔债务很感兴趣的样子，和周应芳敷衍着——这两笔债务虽然表面看起来数额庞大，但若为了这个闹到开封府，姑且不提那极低的胜算，只要想想因此会与汴京的钱庄行会结下怨仇来，曹友闻也不会去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
他耐心地听周应芳绕着圈子和自己谈论着这笔债务分割，故作亲切的谈起自己在杭州读书时的所见所闻，表示自己对海商的理解与亲近，又说到双方都是由读书人转而经商，讲起西湖学院和白水潭之间的种种趣闻，不动声色地拉近着他和自己之间的距离，然后一面表达着对曹友闻在此事上的遭遇的不平，一面又委婉的抱怨经营钱庄的困难与委屈，间杂着还不忘和李绾、吕彰讨论几句钱庄法的得失。
周应芳似乎很会拉近他和别人之间的距离。曹友闻虽然心里明明知道他这样必有目的，但却也忍不住觉得周应芳的确称得上是个坦率、亲切的人，而他们弃儒从商这一相似的背景，也的确让他们之间有比别人更多的共同语言，两人在很多地方遇到麻烦、困扰甚至快乐，都是如此的相近，曹友闻由开始的警惕、排斥、不耐烦，不知不觉间，便变得放松、亲近，甚至是有点喜欢和周应芳的谈话了。
便在这个时候，周应芳话锋一转，丝毫不露痕迹地将话题带回到了他的主题。他以朋友的立场，暗示曹友闻，他愿意出头替曹友闻协调此事，和所有涉及到此起债务纠葛的钱庄交涉，替曹友闻努力争取回一到二成的让步。当然，他也同样有想请曹友闻帮忙的事情，那就是希望曹友闻能将界身巷罚没给他的保证金在富贵钱庄多存两个月，并且很诚恳地希望曹友闻能够再存入富贵钱庄十万贯缗钱，他愿意提供最高的利息额，而且时间也只要两个月就足够。
但是，至少在言语之中，周应芳并没有这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他没有将这两件事说成是一件交易。甚至，为了表示诚意，周应芳还主动向曹友闻透露，他是为了和唐家争夺在即将成立的大宋钱庄总社知事局的主导权，而在短期内需要筹集大量的硬通货。自然，聪明如曹友闻，不用提醒也会想到，若帮助周应芳如愿，对他们曹家将来的生意，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从周应芳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表情，便可以知道这应当是一个叫曹友闻难以拒绝的建议。
不过，周应芳心中其实并非如以往那样的自信。
短短一两天内，汴京几乎所有的商人都知道了大宋钱庄总社的事情，而围绕知事局十九个席位的竞争，也几乎白热化。台面上的，台面下的，各种交易传闻层不出穷的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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