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朝实际上是由若干个亚经济区域组成的，而讽刺的是，明白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的人其实并不多。王安石新法之失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忽视了这个重要的事实。但在这个时代，却也有人能和石越一样看到这一点。对于司马光而言，这种论断虽然新鲜，却也并非无法接受。毕竟他做了多年的户部尚书，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可以说了若指掌。
“食货社的这个判断，于我们当有所帮助。我们可以据此来判断各路之轻重缓急。但究竟要筹集多少本金，不瞒相公，我心里也没有谱。我估计首次大约要五千万贯铜钱或者等价之金、银，先用这笔钱，在杭、扬、福、泉、广等地，进行充分兑换。一贯交钞换一贯铜钱，有多少换多少，再将此消息在各路宣扬，交钞当能渐渐稳定下来。此兵法之所谓‘先声后实’者。然后再筹五千万贯，运往各路。若是运气好，一万万贯便能将交钞彻底稳定下来；若运气不好，便只得再筹钱，最多可能要两万万贯。”
石越的想法简直令司马光目瞪口呆，一万万贯铜钱，超过了大宋朝最好年份的一年中央税收，这么一笔巨款，他要如何筹措出来？
“子明。”司马光几乎是在苦笑，“这道算术题，可非比寻常。”
但石越的回答却更让司马光惊讶。
“这笔钱是筹得到的。”
“其实蔡元长早先便曾经向我建议过，然当日我却太急于求成，只想将交钞危机控制在汴京，不料欲速则不达。可笑如今既然各路州都乱成一团了，我反而没那么束手束脚了。”石越自嘲的笑了笑，又道：“此番是曾布、蔡京、李敦敏又一道向我建言……”
司马光望了石越一眼，试探着问道：“这笔钱究竟要如何去筹？”
“借钱！”石越迎着司马光的目光，平静的说道。
“借钱？！”
这在司马光看来，实是匪夷所思。
“不错。”石越把心里的想法全部说出来后，竟连信心也奇妙的增加了，“自古以来，如若国家财用不足，又不想加税，往往便会卖官卖爵，百姓拿着钱和米，便可以买到官位、爵位。此法固不足取，然其之所以常常实施，却也是因为当国家财用不足之时，富民却颇有余财。所谓卖官，究其实质，卖的其实是未来的税收。只不过国家不肯担加税的名声，这‘税收’是由那些买官者通过刮地皮来收取罢了。这等行径，最是虚伪恶劣，相较而言，国家财用不足时，向富民立契据借钱，规定担保之物、利息，到期偿还，窃以为更为光明磊落……不瞒相公，自张商英上钱庄兼并之策后，我才真正知道，当今之富室巨贾究竟多有钱。只须方法得当，向彼辈借一万万贯缗钱，绝非异想天开。”
司马光听得入神，但他却绝不相信商人们会把钱借给官府——既使是司马光也知道借钱容易讨债难，更何况还是借给官府，更何况要借的，将是总额高达一万万贯的巨款。司马光的心里，对官府的信用，也是心知肚明。
他忍不住摇了摇头，道：“子明所言虽然有理，却只恐商贾断不会借钱给朝廷，何况是如此巨款。”
“原本我也担心借不到。但相公请看这个，这乃是曾、蔡、李三人给我写的信。”他一面说着，一面从袖中抽三封信笺来，递给司马光。
司马光打开信来，仔细读去，原来三人信中之意，竟都大同小异。都是力劝石越向南海海商、东南巨商举债，以渡此难关。三人在信中，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东南、南海的巨贾是如何富裕，而此次交钞、钱庄的双重危机，对东南、南海的巨贾们影响最大，他们对此亦最为敏感，若朝廷有合适之方法来应对，这些巨贾们定会支持。而三人都认为，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国库没钱；故成败之关键，便在于借重执政三公的声誉，由朝廷向商人们借钱。在蔡京的信中，甚至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他自称受到秦观与高丽在杭州谈判之启发，想出此策——即朝廷向商人借钱，约定之还款时间、还款利息，可以各不相同，如此安排合理，便可以减轻未来朝廷之还款压力……
石越知道司马光对于这种事情，定然非常谨慎，又道：“对商贾来说，此番名是帮朝廷渡此难关，其实亦是自保。何况据我所知，南海海商还有求于朝廷。只须朝廷妥善行事，钱一定是借得到的。”
司马光却并没有急着表态，只是将信折好，还给石越，沉默了一会，才简单的问道：“如此子明想以何物为担保？”
“盐税与盐场租金。罢榷盐之后，朝廷每岁在盐税、场租上之收入，可达一千万贯，且这个数目还在增长。每年便用这笔收入来还债。虽说如此一来，以后十年，每年朝廷之税收便要少一千万贯，但这亦只好另想他法。”
改革盐政后，食盐产量大增，食盐需求更加旺盛，这是有目更睹的。这亦是蔡京最大的功绩。若单从每年在食盐上一千万贯的账面收入来看，熙宁初年榷盐的平均收入，都在每年一千二百万贯左右，这笔收入较榷盐要少。但是，虽说食盐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但这中间官府要为此付出的各种成本开支，却也不容忽视，即使工艺最简单的畦盐法，生产周期便要超过半年。这样折算下来，反倒是通商法的收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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