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清政府治下的地方却显得富有希望：
在仍为帝国的边境内走上一段路以后，倘若不是亲眼所见，周围景象的鲜明对比会使人感到难以置信。靠近叛军占领区的扬子江是一条巨大而又荒凉的航道，而这里的江面却布满了商船，江边延伸着精耕细作的农田。两岸星星点点地坐落着建造精巧和外观整洁的村舍。 注： 卢海鸣、邓攀编：《金陵物语》，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
另一处的记载是：
我们在宝堰弃船登岸，从而有了更多的机会来接触老百姓，当地人见到陌生人并不像运河沿线寥寥无几的可怜人那样恐慌。事实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相当自信和安全的氛围。许多老百姓已经返回自己的家，并且重操旧业。……当地人向我们讲述了太平军战事爆发后令人悲伤的历史，以及他们对新近征服地区的处置方法。一开始先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量杀戮，然后掳走年轻的男人和女子，所有能够带走的值钱的财物都成了征服者的战利品，仅撇下年老的男人和妇女。大批难民逃到扬子江北岸以等待局面的好转。
所以亲临其地的夏福礼如此总结：“在其耽于饮宴作乐的这十年中，它是否有什么业绩？什么也没有。它是否曾对人民给予了最起码的尊重或一般的同情，哪怕是淡漠的宽容？有谁敢做出肯定的回答吗？它究竟是一场抱着摆脱沉重枷锁之宗旨的民众运动，还是一种血腥的劫掠行为和蔓延全国的焚毁、破坏、杀戮一切具有生命的东西的盗贼行径？唉！答案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
不光是西方资产阶级对太平天国评价十分负面，连革命领袖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也毫不留情地否定太平天国：“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冯友兰在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序言中说：
中国所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和这个缺点的斗争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太平天国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贡献。……阻止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 注：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4～335页。
美国学者何炳棣称太平天国战争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的主要战场正是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葛剑雄先生等人口史专家的研究认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这五个省人口损失数至少达8700万人（包括了直接死于战争的人口和出生率下降导致的人口减少）。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在一亿以上。
不管怎么样，战争的结束，标志着长达十四年的大范围的屠杀和动荡告一段落，大清江山归复一统，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保存，爱新觉罗氏的统治也得以继续。
按曾国藩与曾国荃事先的计划，城破之后，先由曾国荃上一个简短的折子报喜，然后详细情况再由曾国藩这里上报。曾国藩主要是怕弟弟考虑不周，出什么娄子。这是他们兄弟血战多年的收官之折，也将决定他和弟弟的功名，怎么能不谨慎从事。
六月二十三日，在陆续收到后续消息之后，曾国藩才上奏了一个精心结撰的折子，名字叫《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这是曾国藩全部存世的两千多道奏折中，文字第二长的，“也是曾氏三十年从政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份报告”。在奏折中，曾国藩回顾整个平定战争：
臣等伏查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踞金陵亦十二年。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焜耀史编。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仅及四省，沦陷不过十余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躏尚止十二省，沦陷亦第三百余城。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然卒能次第荡平，刬除元恶，臣等深为其故，盖由我文宗显皇帝盛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宫禁虽极俭啬，而不惜巨饷以募战士；名器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庙算虽极精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士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僭伪，蔚成中兴之业。 注：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299～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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