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模仿真是从形似到神似了。
曾国藩对李鸿章这块美玉之才确实是精心训导，尽力雕琢，进行了全方位改造。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让他养成了每日早起的习惯；李鸿章平时好说谎吹牛（合肥俗语“打痞子腔”），在曾国藩面前他从来不敢造次；李鸿章心思太灵，遇事容易动摇，曾国藩经常对他讲“挺”经，教导他遇到困难要挺得住。在曾国藩幕府中，李鸿章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化。吴汝纶记述他：“公少受学曾公，其用兵方略，为国决大计，虚荣悴显晦，事成败不易常度，得于曾公者为多。”
曾国藩身边的幕僚，大部分都是这样，通过与曾国藩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化气质，增长才干。曾国藩的幕僚张文虎在谈及曾氏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馈诨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
李鸿章对恩师在幕府期间的教诲，是感激终生的。李鸿章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匪浅。”他说：“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还说，他后来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不光是李鸿章对曾国藩充满感激，曾国藩幕府中的大部分人对曾国藩都感激终生。他“能随人之才以成就之，故归之者如流水”。同时曾国藩用人，还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全力给他们制造发展的机会。
曾国藩说：
将帅之道，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 注：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442页。
就是说，做将帅的，一定要帮助下属立业成才。对待下属，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内心里希望他们发展得好，这样，他们才从内心感激你的恩德。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比如左宗棠用人，喜欢使之盘旋自己脚下终生不得离去，所以往往并不出死力为部下保举。终其一生，左宗棠提携起来的人很少。他的部下中，没有一人后来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抚的也很少。
而曾国藩在保举下属方面非常尽力。他的幕僚大部分都在幕府成材，然后成就自己的事业。薛福成说：
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人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 注： 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曾国藩的幕僚出幕后官至出使大臣5人，军机大臣2人，尚书2人，大学士2人，侍郎3人，北洋大臣1人，总理衙门大臣1人，总督16人，出任总督30人次，巡抚28人，出任巡抚50人次。此外，还有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副将、道员、知府、知县，最不济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天京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历史学家包耳格曾经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话虽夸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国藩影响之大。
当然，不光是幕僚们从曾国藩这里获得收益，曾国藩本人也从幕府中收获巨大。李鸿章思维清晰敏捷、作风明快果断，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大局的关键。因此一遇大事，曾国藩往往求助于李鸿章的分析决断。
比如咸丰十年（1860），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军兵指武汉。如前所述，曾国藩虽然明知太平军的目的是要把湘军从安庆调开，但是因为武汉的位置实在太重要，因此到底救不救武汉，举棋难定。咸丰十年（1860）五月初十日上午，他和名将李续宜“熟论安庆、桐城两军应否撤围，约沉吟二时之久”，讨论思考了四个小时，没有结论。下午，李鸿章来参与讨论，结果“得少荃数言而决”。李鸿章几句话，让他下了决心，决意不撤皖围之兵，把“旋转乾坤”的赌注，全押在安庆围点打援上面了。在曾国藩遇到的另一次重大危机，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要求湘军北援事件中，李鸿章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曾国藩召集文武僚佐，给他们出题考试，让他们各立一议。大多数人主张“入卫”。但是李鸿章独持异议，帮助曾国藩做出一个重要的决断：“谓夷氛已迫，入卫实属虚名。六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当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李鸿章建议用“拖”字诀，拖以待变。他说，如果拖上十多天，北京城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攻占，双方自然会议和，那时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事实证明这一“拖”字诀用得可谓非常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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