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总是会引起注意，前车之覆也理所当然地是后车之鉴。然而，作为集权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专制和独裁的“雄略之主”，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前朝的覆灭乃是因为过度的集权。他们只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他们的吸取教训，也只能是专制、专制、再专制，集权、集权、再集权。
宋、明、清三朝的情况，大体如此。
北宋帝国的巩固政策，周谷城先生概括为四句话：集兵权于中央，以文臣知州事，提高监察之权，优待被征服者（周谷城《中国通史》）。宋太祖赵匡胤是军人出身。他能够当上皇帝，就因为他握有兵权。他比谁都知道军队的重要和危险。因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确保他自己和他的子孙后代绝对能够指挥军队，而不是军队指挥他们。这件事甚至被说成一个具有戏剧性的故事——杯酒释兵权。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而是表现为一系列的措施。
宋代的军队，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就是中央军，也是帝国的“精锐部队”；厢军就是地方军，即诸州之兵；乡兵则是杂牌军，甚至是乡勇、团练之类；至于藩兵，大约连有组织的民兵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散兵游勇，因此史家也有不把藩兵计算在内的。显然，诸军之中，最重要的是禁军。宋太祖夺回来的，就是这一部分的兵权。夺回来以后，全部集中在京师，统一指挥，统一操练，统一调动，并指派最优秀的教官（《水浒传》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大约就是此类人物）。其中最精锐的“帝国卫队”，皇帝还要亲自检阅。禁军根据国家需要轮流调往各边陲重镇，且三年调防一次。统军的将领，一律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文官担任。这些文官，也是要轮值的。镇州的厢军，也要调防。总之，练兵的不带兵，带兵的不统兵。地方上没有常驻的部队，部队上没有常任的将领。这就叫“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部队没有常任的指挥官，指挥官没有常属的部队）。
这当然有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国家的军队变成自己私人的军队。要知道安禄山之流之所以能够造反，就因为军队是他们自己的，手下的将士只认统帅，不认皇帝。一旦统帅有心谋反，顷刻之间就会大起祸端。即便一时不反，像中晚唐的节度使那样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也是朝廷的心腹之患。所以，有宋一朝，防兵如防贼，决不允许出现兵权大于皇权的可能。实际上岳飞之所以被杀，就因为他有“岳家军”，还有一个很不合适的口号“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就犯了赵宋王朝的大忌。更何况这时的赵宋，又是一个摇摇欲坠的逃命王朝，岂能不神经过敏，必欲去之而后快？说到底，秦桧其实不过帮赵构去了一块心病而已，正所谓“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文徵明《满江红》）。
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像这样上下脱节，毫无凝聚力的军队，在战争中能不能奋勇当先，所向披靡，却又是一个大问题。兵权是夺回来了，但军队也废掉了。事实上，有宋一代，也几乎被公认为战斗力最弱的一个王朝。不但并无能力收复失地，最后连半壁江山也保不住；而让寡妇上阵打仗，将军徒唤奈何的故事，大约也只能在这个朝代上演。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唐解放思想，结果放纵了军人，引来杀身之祸；宋加强集权，结果限制了军队，丧失抵抗能力。帝国制度的左右为难，由此可见一斑。
于是到了明清两代，最高当局就觉得必须进行制度的改革。
改制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此人也是一个集权主义者。他的统治手段，也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厉行集权制度，提高专制权威，屠杀文武功臣，整顿地方吏治（参见周谷城《中国通史》）。这就比赵匡胤厉害多了。赵匡胤不过夺了武将的权，而代之以文官，朱元璋则还要夺文官的权。我们知道，明代原本是有宰相的，明代的宰相叫丞相。明代也原本是有相府的，明代的相府叫中书省。但是，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借左丞相胡惟庸“谋逆”一案发难，撤销中书省，不再任命丞相，皇帝直辖六部。清人入关以后，承袭明制，也不设宰相职务，从秦汉开始实行了一千六百年的宰相制被彻底废除。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
取代“宰相制”的是“阁臣制”。所谓“阁臣”，其实就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因为这些高级秘书来自翰林院，办公的地点则或在殿（如武英殿），或在阁（如文渊阁），故被称为“殿阁大学士”，也叫“阁臣”。这些人，民间尊称为“阁老”，皇帝则称其为“辅臣”。事实上阁臣的任务也是辅佐皇帝处理国务，同原先的宰相差不太多，所以民间仍视“入阁”为“拜相”，称“阁老”为“相爷”，视“阁臣”为“相国”。明代和宋代一样，也是文臣统兵。朝廷重臣出则为将帅，入则为阁辅，这就叫“出将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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