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即帝国取代邦国之初，便正是马克思说的“革命危机时代”。这个时候，帝国的领导人不可能不“请出亡灵”，也不可能不“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问题只在于请出谁来，借用什么。
这就要盘点。前帝国时代留下的治国之方主要有三种，这就是儒家主张的“德治”、法家主张的“法治”和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这三种“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在帝国创立之初都试穿试用过了。秦帝国试穿试用了第二种（法家法治），汉之初试穿试用了第三种（无为而治）。前者被证明此路不通，后者则只不过权宜之计。剩下能够使用，而且行之有效又能久远的，就只有“德治”，即“伦理治国”。这是儒家的主张，也只有儒家这样主张。因此，伦理治国，也就是“儒学治国”。或者说，儒家思想治国。
事实上，尽管有王朝的更替，帝国制度仍能维持二千多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因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坚持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就连两晋也不例外。相反，正因为民间拒绝儒学，皇帝崇尚佛学，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才长达三百六十九年之久。无疑，历代统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儒学进行改造甚至篡改，会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以至于从董仲舒开始，儒学就已非孔子时代的本来面目，但他们不会放下这面旗帜，只会举得更高。即便是北方来的满人，也如此。
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天下一统和中央集权的帝国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一个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不仅是为了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帝国从秦王朝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军事独裁和文化专制，只适合规模不大、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邦国（比如秦王国）；而管理现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还希望能够长治久安，就不但需要严刑峻法的威慑，更需要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而且，后者还应该是常规手段，前者则只能用于非常之时、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这同样是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的，那就是周人的经验。周，作为一个文化、技术和生产力都相对落后的民族，却能推翻可能是垄断了青铜冶炼技术，拥有大量物质、财富、武器和车马的殷商王朝，靠的就是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这两种手段。殷商王朝因为横征暴敛和滥施酷刑，失去了人心；周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臣民和属国，包括周边原本附庸于殷商的其他部落国家大行怀柔之道，结果“三分天下有其二”，夺取了全国政权。周武王说自己是因为“有德”而“有天下”，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
周人的这种做法甚至成为一种政治传统，即包括对待周边少数民族国家，也首先是“以文教化”，“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对那些“冥顽不化”，实在不肯臣服的，该出手时还是要出手。刘向《说苑·指武篇》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所谓“文化”，就是“文明教化”。也就是说，对那些“夷狄”，要先用“文明”去“教化”（文化）。如果屡教不改（文化不改），那就大开杀戒（然后加诛）。总之，无论对臣民，还是对番邦，都要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不能“不教而诛”。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是摆在第一位的，或者说是应该先做的，因为它成本最低。
这其实也是儒家的主张。儒家的思想和帝国的思路如此一致，它也就没有理由不成为帝制的意识形态。问题是，符合帝国思路的不仅只有儒家，还有法家。事实上帝国的统治也是兼用儒法，杂用王霸，内法外儒；或者像汲黯批评汉武帝的那样，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司马迁《史记·汲郑列传》）。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法家的学说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而一定要独尊儒术？这就要弄清帝国为什么要有统一的思想，它需要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
一般地说，帝国是由三种成分构成的。高高在上的，是君临天下、乾纲独断、称孤道寡的帝王。匍匐在他权威之下的，则是只有奉献没有权利的草民。帝王孤身一人威加海内，草民数以万计一盘散沙。二者之间，则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三种人，都对国家意识形态有自己的需求：奉天承运的帝王需要有一种冠冕堂皇的理论为他的统治张本；安邦治国的官僚需要有一种大而化之的主义为他们的施政立法；逆来顺受的草民则需要一种讲得过去的说法来平衡自己的心理，以便心安理得地接受帝国的统治和奴役。这种统治和奴役并非他们的自由选择，是他们不想接受也得接受的。但有此说法，至少是一种宽慰。可以说，君王、臣僚、民众，都有一种“理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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