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帝国历史上也有勇于负责和试图改革的人，比如王安石。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帝国历史上多次变法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次。说它最具典型意义，不仅因为这次变法决心大（皇帝和宰相意向高度一致），力度大（专门设立了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争议大（从北宋神宗朝一直争论到南宋高宗朝），影响大（论述历代变法者均首推此次），还因为它发生在王朝和帝国历史的关键时期。此次变法，大约始于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终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这时，全部帝国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1年）刚好过去一多半，北宋王朝（公元960年至1279年）则过去了一大半，正处在“盛极而衰”的岔路口上。因此，这次变法的成败，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问题的解答：集权王朝究竟有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避免走向衰落和灭亡，帝国制度又究竟有没有可能摆脱治乱循环改朝换代的规律和宿命。
这可真是性命攸关。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安石表现出难得的智慧和惊人的勇气。在经过深思熟虑和小范围的试验后，他毅然上书，力主变法，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和主张。这就是后来陆续颁布并实行的青苗、免税、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就不难看出，这些新法如果能够不走样地得到实施，大宋王朝是有可能重新振作的。何况王安石的运气也很好，他遇到了刚刚登极的宋神宗。那时神宗年方二十，正是希望能够大有作为的年龄。少年天子，风华正茂，岂容朝廷萎靡不振，要员暮气沉沉，国家贫弱疲软？一个是志向不凡，血气方刚；一个是坚忍不拔，锐意革新。君臣风云际会，一拍即合。于是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便在全国铺开。
然而结果却令宋神宗和王安石大跌眼镜。新法实行以后，不但朝廷重臣（如司马光等）群起而攻之，而且举国上下怨声载道，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就连一个被王安石奖掖提拔的小官郑侠也忍无可忍，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恳请皇帝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扬言，废除新法后如十日之内天不下雨（其时全国已大旱达十个月之久），“请斩臣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神宗不得不下诏暂停新法。据说，诏书一下，便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只能视为小说家言，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也是必然。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公元1085年和1086年）没多久，就发生了“靖康之难”（公元1127年初），正所谓“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从熙宁变法，到北宋亡国，前前后后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我们当然不能说北宋王朝是王安石搞垮的，但变法加速了王朝的覆灭，恐怕也是事实。
那么，难道是新法真有问题？
应该说，王安石实行的新政无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许多政策都兼顾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甚至是很替农民着想的。比如“青苗法”就是。“青苗法”的精神是“摧兼并，济贫乏”，意在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具体的做法，是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利息自然是很低的，农民负担得起。所借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入。
但是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国家规定的、充分考虑了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结果是，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
问题在于王安石并没有错。第一，他的动机是好的，出发点也是对的；第二，他的方案原本是可行的，而且在鄞县试行时效果良好；第三，他不全面铺开，不下达指标也是不行的。不全面铺开，变法就是纸上谈兵；不下达指标，官员就会置若罔闻。而一旦全面铺开，并下达指标，新政就会南辕北辙，面目全非！那么，地方官不从中盘剥不行吗？不行，其原因已如前章所述。把地方官统统除名也不管用，除非不要官僚集团，这当然也办不到。在这一点上，无论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没有什么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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