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共和。
共和是一种政体（共和制度），也是一种主张（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政体，共和制是与君主制相对立的。它在原则上要求其国家元首和权力机关必须由定期的选举产生，而非一家一族之世袭。但是，废除君主制度，并不等于就实现了共和；保留帝王职位，也不等于依然是君主制度。某些保留了君主的国家，其实是共和国（如英国）；而某些名义上没有国王、皇帝的“共和国”，却其实是“君主国”，是不叫帝国的帝国、不叫王国的王国（如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事实上，在“后君主时代”，以“共和国”自居的国家不在少数。但这不过世界潮流所使然，并不意味着都懂得共和之精髓，也未必都当真实现了共和。所以，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共和国”。有名副其实的，也有名实不副的。名实不副的又有两种。一种是无其名有其实的（包括“虚君共和”与“实君共和”），另一种则是有其名无其实的。后者不过“假共和”，前者反倒是真。如此看来，共和与否，显然应着眼于其实而非其名。
共和之实为何？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参见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也就是“天下为公，和平共处，选举换届”。共和国一词英文为Republic，其核心则是public。public有公共、公开、公用、公立、公众、向所有人开放等义。具体到政治制度，则意味着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治理国家乃共同之事业。因此，政治权力必须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并对全社会平等开放。分享，就意味着权力不得世袭、独占，而且可以让渡；开放，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参政、议政、从政，而不在乎他是少数还是多数，政见是否与当局相同。分享和开放甚至意味着不排除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妥协，联合执政、共同执政的可能。这就是共，也是和，即public。
显然，共和制度的这一性质，是以“天下为公”为前提的。正因为“天下为公”，即国家权力是天下之公器（公权力），政权才公共，政治才公用，政府才必须公立，政务才必须公开，并向所有人（公众）开放。这就是“共”——共有、共治、共享。共，就不是独（独占、独享、独裁）。因此，执政者不能永不退休，也不能世袭罔替，反倒必须有一定的任期。任期一到，立即改选。如果当选，可以连任，但连任也要有期限。期限一到，立即交班，交给新当选者。这个新当选者在任期或连任期满以后，又要将政权交给更新的当选者。如此定期改选，换届执政，绝不家族世袭，一人独占，正是共和制的紧要之处。
共和制“公”与“共”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特征必然是“和”。也就是说，在共和政体下，参与政治事务和处理政治纠纷的方式，必定是和平的，也必须是和平的。因为按照共和体制，任何人都完全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比如竞选）获得执政的机会，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当然，他们当不当得上，是另一回事（也未必一定要成功），但可以想，可以争取，而且有希望。有希望，因此不必武装起义；有权利，因此不能暴力镇压。政权的交替既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朝野双方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了。故“共和”者，必是因“共”（共有、共享、共治）而“和”（和平、和睦、和谐）。
这样一种制度和传统，是中国古代社会前所未闻从未有过的。不错，我们是有“天下为公”的说法，而且被视为最高政治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惜它只是理想，不是现实，而且是一种对原始社会并不完全准确的远古回忆，正所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泽东《贺新郎·读史》）。即便是事实，也与现代意义上作为共和前提的“天下为公”相去甚远。共和制度讲的“天下为公”，是指政权（国家权力归公众所有）；帝国制度讲的“天下为公”，则是指产权（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产权是不能全部归国家所有的。因为一旦如此，那么，谁掌握了政权，谁就占有了一切，就像历代王朝的皇帝或朝廷那样。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一旦占有了一切，他还愿意和别人共享吗？不可能。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天下为公”，是不可能导致共和的，事实上也做不到。当然，“公天下之端”一定要被说成是“自秦始”（柳宗元《封建论》），国民党也一定会标榜“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而且，他们也都只能自命为“天道”或“民意”的代理人，并不敢公然声称“天下为己”。毕竟，在理论上，帝国的天下是上天的；在名义上，民国的天下是国民的。然而大大小小的秦始皇们却又理直气壮地独霸代理权，并不认为有别的什么人可以代理，也不能容忍别人和自己一起代理。结果，秦始皇的帝国是“天下为公，一人代理”，国民党的党国是“天下为公，一党代理”，都不是“共和”（共同代理或选举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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