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将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一段，称之为东汉三国史上的“分裂时期”。讲“三国”，其实就是讲这段历史；而首当其冲的人物，则是魏的实际开创者曹操。曹操是一个千百年来褒贬不一、终难盖棺定论的人物。对他的说法评论之多，意见分歧之大，世所罕见，其民间形象则更是不堪。那么，作为一个人，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究竟是怎样的呢？
讲三国，先得讲曹操。
曹操在历史上的形象不算太好，客气的说法是“奸雄”，不客气的就是“奸臣”，甚至“奸贼”。但鲁迅先生说他是英雄。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这就有了三种评价，也有了三个形象：英雄、奸雄、奸贼。那么，哪一种评价最准确？
这就要弄清楚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并不容易。鲁迅先生说，读《三国演义》，看三国戏，“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靠得住的，当然还是史书。但先生又说：“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曹魏，恰恰就是年代很短的，所以曹操“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
坏话说多了，就成了成见。成见一代一代传下去，就积重难返。具体到曹操，事情更麻烦。因为影响极大的两部书——《资治通鉴》和《三国演义》，对曹某人都不那么友好。《三国演义》就不说了，那是把曹操看作“国贼”的。《资治通鉴》在编撰过程中，也删掉了不少对曹操有利的史料。这其实也是一种“时代意见”。宋人大约多半是不喜欢曹操的。苏东坡《志林》说，当时市井说书，听众“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是北宋。南宋就几乎公认曹操是“贼”。此后元明清，曹操背的基本上是骂名。说好话的也有，不多。到十八世纪中，乾隆一锤定音，曹操被定为“篡逆”，再也翻不过身来。
其实早在晋代，对曹操的评价就开始出现分歧。王沈《魏书》和司马彪《续汉书》是比较肯定曹操的，甚至曲笔回护；孙盛《异同杂语》和吴人《曹瞒传》就不太客气，对曹操的酷虐奸诈多有披露。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更是首创“篡逆”之说。由此而至南北朝和隋唐，史家都是褒贬不一，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一书有很详尽的描述。可见对于曹操，不但“时代意见”不同，“历史意见”就很分歧。再加上每个人的“个人意见”，曹操的“真面目”就更难弄清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他挨骂。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曹操遭人骂，自然有他的原因。什么原因呢？也很多。但说得最多的，是“奸”。比方说，篡汉，在古人看来就是奸。狡诈，在古人看来也是奸。不过，最让一般民众痛恨的，还是曹操说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一个人，宁肯自己对不起普天下的人，也不能让天下的人对不起自己，这个人就太坏了。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个案子，看看是不是事实。
这事《三国志》没有记载，只见于裴松之注所引《魏书》、《世语》和孙盛《杂记》。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董卓入京后，表曹操为骁骑校尉。曹操拒绝董卓的任命，逃出洛阳，抄小路回家乡。路过朋友吕伯奢家时，把他们一家都杀了。为什么要杀呢？三书的说法不一。《魏书》的说法是：“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世语》的说法是：“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孙盛《杂记》的说法是：“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看来，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杀人动机。按照《魏书》的说法，是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按照《世语》和孙盛《杂记》的说法，则是因疑心太重而误杀。《魏书》是比较维护曹操的，我们姑且不论，就看后两种说法。
后两种说法中，孙盛《杂记》的说法又更具体。一是曹操听见了一些声音（闻其食器声），二是曹操杀人以后说了一句话：“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所谓“食器声”，应该不是洗锅碗的声音，是磨刀子的声音。曹操这才疑心，才杀人。杀了以后，才发现人家是准备杀猪宰羊款待自己，误杀了好人，这才会“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凄怆（音创chuàng），就是凄惨、悲伤。也就是说，曹操发现自己误杀无辜以后，心里也是很凄惨，很悲伤的，只好自我安慰，自我排解，很勉强地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做一个辩护。当然，这种辩护并不能洗刷他的罪过。但能够“凄怆”，总算还没有“丧尽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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