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族取代贵族
二门阀遇到军阀
三南方对抗北方
四逐鹿未必得鹿
五解铃还须系铃
六后浪变成前浪
《品三国》的主要内容讲完了，三国的话题却没有讲完，也讲不完。这是一个会不断讲述下去、讨论下去的无尽话题。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但是，在每一种看法和观点的背后，实际上都有不同的历史观作为背景和支持。那么，我们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导下，我们将怎样评价这段历史和其中的人物呢？
在前面的四十八集，我极其粗略和简单地讲述了三国这段历史。这个讲述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不完整的，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完整。因为本书（以及与本书相关的电视节目）只是《品三国》，不是《三国史》，我们不能拿《三国史》的标准要求它。但既然是“品”，那么，有一些问题也不能不回答。比方说，三国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应该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当中的那些主要人物？
实在地讲，这些问题不好回答，因为这需要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于是，我想起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重新阅读了这部经典著作，大受启发。什么启发呢？就是拿破仑的这个侄子政变后，所有人都只是“感到惊异”，却“没有一个人理解它”。他们有的表示了“道义的愤怒”，也有的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只有马克思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居然“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法国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正是这种“条件和局势”，使他得以粉墨登场，做出了一些让整个欧洲政治界都感到震惊的事情。也就是说，某个历史人物成为英雄，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条件和局势”。在这里，“条件和局势”比个人的品质和素质更重要。对“条件和局势”的分析，也比“道义的愤怒”更重要。
马克思的这一历史观和方法论无疑具有普适性。它不但适用于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也适用于三国这段历史。三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三国的英雄，虽未必是“平庸而可笑的”，却同样由一定的“条件和局势”所造就。因此，我们有必要“跳出三国看三国”，从宏观的角度看一看当时的天下大势。
一士族取代贵族
说起来，三国这段历史是很特别的，它甚至无法断代。因为它的前半截属于东汉，后半截则属于魏晋。东汉之后即是魏晋。汉的建安二十五年，就是魏的黄初元年。三国，可谓“是汉非汉，是魏非魏”，第三者插足，完全是一段插曲。
其实，魏晋，以及后来的南北朝，又何尝不是历史的插曲？只不过与三国相比，魏晋南北朝要算是大插曲而已。魏晋南北朝369年，年头很是不短，但其国家形态和政治状态却是空前绝后的。它的前面和后面，各有两个统一的王朝，而且都是前面一个时间短，后面一个时间长。前面是秦、汉，秦的时间短，汉的时间长；后面是隋、唐，隋的时间短，唐的时间长。不过秦和隋的时间虽短，却是统一的。魏晋南北朝时间虽长，却是半统一半分裂的，而且统一的时间短，分裂的时间长。这就不能说是巧合，得用历史的逻辑来解释才行。
先说秦。秦的时间为什么短？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换届”的时候，既换统治阶级，又换国家形态。秦以前的统治阶级是谁？领主阶级。秦以后呢？地主阶级。秦以前的国家形态是什么？邦国。秦以后呢？帝国。邦国和帝国有什么不同？邦国是封建制，帝国是郡县制。封建，就是“封土建国”。什么叫“封土建国”？封土，就是划定疆域；建国，就是指定国君。具体地说，就是天底下的地方叫“天下”，天下有一个共同的君主，叫“天子”。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领地，封给“诸侯”，叫“国”。诸侯再把“国”分成若干领地，封给“大夫”，叫“家”。大夫、诸侯、天子都有“领地”，因此都是“领主”。不过大夫有领地，无政权，所以只能叫“家”。诸侯有领地，也有政权，所以叫“国”。国与国之间可以交战、媾和、联盟、通商，但都要尊奉天子为“天下共主”。这就是“封建制”，也叫“邦国制”。
封建制的要义是“封土建国”，郡县制的特点是“中央集权”。封建制是“一个天下，许多国家；一个天子，许多国君”，郡县制则是“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一个元首，一个政府”。原来那些有着独立主权的“国”没有了，合并成一个统一国家，比如秦或者汉。它同时也是天下。原来那些有着独立主权的国君也没有了，合并成一个国君，比如秦始皇或者汉高祖。他同时也是天子。天子就是这个统一国家的国君，也是天下惟一的国家元首。他也不再叫王，而叫皇帝。因此这种制度就叫“帝国制”。帝国制既然只承认一个国家，一个元首，那么，无论有独立主权的“国”，还是没有独立主权的“家”，便都不能再存在。邦国时代的国和家，必须变成帝国的郡和县。郡县与帝国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管理郡、县的人，是中央政府任命和派出的官员。这个制度，就叫郡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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