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生
登上两汉历史舞台的，是新儒学。
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因为汉武帝下令策问古今治乱之道，才进入皇帝视野的。正是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统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主张，明确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此产生的功过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账上。
然而在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的地位并不高。他被看作诸儒的一员，在《史记》中与他人合为一传。到班固的时代，董仲舒才脱颖而出，被推为儒首。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载入史册，成为历史转变的里程碑。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独尊儒术并非汉武帝一时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事实上，董仲舒的新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深远影响，也要到后世才显现。武帝时代改写历史的，不是新儒学，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孙通和公孙弘。
叔孙通原本是秦帝国的博士，在二世的时代供职于宫中。这说明秦始皇其实只焚书，不坑儒（所坑为术士）。焚书的目的之于文化，也不是毁灭，而是垄断。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被秦二世叫来问策的，是一群儒生。
儒生都是书呆子。他们的对策，是出兵镇压。
二世闻言，脸都绿了。
叔孙通赶紧上前说：天下一统，四海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哪有什么人造反？小偷小摸罢了。
秦二世龙颜大悦。
退朝后，其他儒生指责叔孙通欺君罔上，阿谀奉承。叔孙通却回答：不说假话，还有命吗？
于是，叔孙通投奔项梁，后来又跟了刘邦。
改换门庭的叔孙通也改头换面。他毫不犹豫地脱下儒生的服装，换成楚人的短衣。向刘邦推荐的人才，也尽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为非作歹之徒。总之，叔孙通在汉王刘邦军中的表现，完全不像一个儒家。
如此这般地熬到刘邦称帝，叔孙通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汉高祖七年十月，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在帝都长乐宫试行。原先不懂规矩的功臣元勋们，第一次在天子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刘邦也才真正尝到了当皇帝是什么滋味（故事详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刘邦重赏叔孙通。
叔孙通却说：臣的学生一百多人追随左右，都参与了朝仪的制定，愿陛下让他们也有用武之地。
刘邦又任命这些人为郎官。
前面说过，刘邦是讨厌儒生也讨厌儒家的，然而叔孙通却让他改变了看法。汉高祖十二年的十一月，刘邦甚至以最高规格（太牢）祭祀了孔子。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在此刻已经打下基础。
那么，叔孙通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他是新儒生。他很清楚，时代变了，儒学也得与时俱进。过去为邦国服务，现在为帝国服务。邦国的君主都是贵族，此刻的元首却是平民。贵族是熟悉礼仪的。让平民皇帝刘邦及其部下接受儒学，却并不容易。
所以，他必须等待。
等待要有信心和耐心，这两条叔孙通都有。他很清楚，儒家那一套，用来打天下完全不行，用来治天下却长袖善舞。他也清楚，中央集权后，君臣父子之类的观念和制度不会没有用，反倒更有用。
只不过，必须投其所好，灵活变通。
所以，当刘邦南征北战时，叔孙通绝不温文尔雅。同样，刘邦问他朝仪难不难，他马上回答陛下希望如何就如何。后来排练，刘邦也认为不难。其实哪里不难，不过删繁就简，做了调整而已。
结果是皆大欢喜。原来那些质疑叔孙通的，也都改变态度，称他为“知当世之要务”的真圣人。
圣不圣，不好说。不迂不腐，是真的。
公孙弘也一样。
与董仲舒同时被武帝看中的公孙弘，当过狱吏也做过猪倌，成为朝臣时已年过六十，堪称老奸巨猾。他很清楚汉武帝是假儒家。因此，每次金殿对策，他提出的主张都很务实，却引经据典用儒学做装饰，汉武帝很受用。
公孙弘还有一招：遇到难办的事，总让直肠子汲黯先开口，自己跟进。如果汲黯在武帝那里碰了钉子，公孙弘就马上改口。次数多了，汲黯忍无可忍，在汉武帝面前当廷揭发公孙弘的背信弃义，斥责他不忠。
公孙弘却答：了解臣的认为忠，不了解的认为不忠。
汉武帝笑。
另一次，汲黯又揭发说：公孙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却用土布做被子，这是狡诈。
汉武帝又问公孙弘如何解释。公孙弘答：汲黯所言属实。臣官居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却用土布做被子，确实未免有沽名钓誉之嫌。陛下明察，满朝文武与臣关系最好的，莫过于汲黯。今日汲黯当廷责臣，正中臣的要害。臣认账。更何况，如果没有汲黯，陛下哪里知道这些？
结果，汉武帝更加看重公孙弘。
元朔五年十一月，汉武帝封公孙弘为平津侯，这时他已经官居丞相。西汉的惯例，从来就是列侯才能为相，叫封侯拜相。公孙弘却开了一个新例，即拜相封侯。更重要的是，先封侯后拜相的都是功臣。从公孙弘开始，先拜相后封侯的，却有可能是儒家之徒了。
这也正是董仲舒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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