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来未必要卷土
回到神都的狄仁杰，发现朝廷已今非昔比。
狄仁杰清楚地记得，上一次他担任国务委员（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是在天授二年（691）的九月三十日。那时的洛阳城真可谓山雨已来。就在前一天，傅游艺在狱中自尽；十二天之后，又有一大批反对武承嗣的高级官员被杀，紧接着是拥立武承嗣的王庆之被李昭德打死。难怪四个月后，自己就被诬陷下狱。来得不是时候，风口浪尖啊！
这次重新拜相，却正是时候。四年十个月前，皇嗣李旦被诬谋反案平息；两年半以前，假和尚薛怀义被杀；十个月以前，来俊臣和武懿宗制造了最后的冤案；五个月前，来俊臣和李昭德这两个死对头同时被杀。一片空白呀！
狄仁杰可以有所作为。
◎ 狄仁杰与有关事件年表
其实只要看看上一页的年表，就不难发现狄仁杰真正位居中央要职，影响武周政局，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帮武则天确定了皇太子。这绝不仅仅只是谁来接班的问题。不是的。应该说，正是通过这一问题的解决，狄仁杰使自己和武则天都成为了政治家。
那么，他又是怎样做到的？
似乎也并无高明之处，只不过一有机会就说：姑侄与母子哪个更亲？天底下有侄儿给姑姑立庙的吗？等等。这些话不过重弹李昭德的老调，并无新意。问题是李昭德没有真正成功，反倒落得身首异处。狄仁杰却不但完成了李昭德未竟之事业，还被尊为国老。这又是为什么呢？
时也，势也，运也，法也。
李昭德建言时，武则天称帝刚刚一年。新官上任尚且三把火，何况新皇帝？这个时候，跟她讨论谁来接班，只能让她反感。王庆之被杀，这是原因之一。好在李昭德只是反对立武承嗣，并没提出要立谁，否则当时就性命不保。
狄仁杰重返神都时，情况就不同了。首先，女皇已经七十三岁，称帝也已经七年，应该安排后事。其次，对李旦的诬陷失败，证明李唐皇室威望犹存。相反，武承嗣的飞扬跋扈和武懿宗的滥杀无辜，都让武氏家族人心尽失。甚至就连突厥也来凑热闹，扬言只认李唐不认武周。
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小看，那就是张氏兄弟。
张氏兄弟成为男宠与狄仁杰再次拜相是在同一年，月份要早一些，底气却明显不足，因此曾经向吉顼和狄仁杰讨教长久之计。两位宰相的意见一致，那就是建议他们利用亲近女皇的有利条件，积极参与建储大业。吉顼明确指出，以色事人不能久，做一件功在千秋的事才是正当。
兄弟俩倒也乖巧，一点就通，温柔地吹起枕边风。
女皇当然猜得出是谁在背后出谋划策，干脆将吉顼召来询问。吉顼给出的建议，是在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当中任选一人。他说：两位皇子都是陛下亲生，先帝所托，也都是天下臣民人心所向。至于选谁，全由陛下圣裁。
武则天点了点头。
因此后来有人认为，李唐复辟，吉顼是首谋。
就算是吧，就算。
不过吉顼的结局，也只比李昭德稍好一点：从宰相贬为县尉。直接原因是他在朝堂上盛气凌人地欺负武懿宗，根本原因却恐怕是武则天看穿了他的政客面目。当年，为了讨好武承嗣，你不是连妹妹都送上门了吗？不是跟武懿宗和来俊臣联手制造了三十六家灭族的大冤案吗？现在拥护李唐的呼声高涨，你就这副嘴脸？告诉你，朕还没死！
吉顼只好客死他乡。
狄仁杰却在重入朝堂之后不久，很快就与武则天进入了蜜月期。这恐怕首先得益于武则天政治上的开明，狄仁杰政治上的聪明。武则天深知，夺权无妨靠小人，靠酷吏。治理好国家，安排好后事，却只能靠刚正贤良之臣。同样，狄仁杰也明白，真正能推翻武周、复辟李唐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武周皇帝自己。这样的人能反对吗？不能。
何况武则天这皇帝当得也不差。尽管作为当局者，狄仁杰不可能意识到，武则天活跃于政坛的半个世纪，正是从治世（贞观）通往盛世（开元）的桥梁。但作为宰相，他至少清楚：帝国的版图在扩张，人口在增长，人才的辈出也由于女皇对科举的高度重视，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
这样的皇帝，又为什么要反对呢？
更为难得的是，女皇陛下虽然年事已高，而且实际执政时间很长，却没有同类实权人物的晚年病，比如暴戾狂躁或者荒淫倦政。相反，她的头脑之清醒，思维之敏捷，精力之充沛，判断之准确，都丝毫不减当年。这真是个奇迹。
因此，不要说奴才和蠢才，就连一般人才恐怕也都不能入她法眼。女皇要的宰相，必须既是帮手又是对手。狄仁杰就是这样的人。他冷静耐心，机警权变，足智多谋，却又诚实友善，刚正不阿。也就是说，他们两人的智商和情商处于同一水平和层次，政治态度和处世理念又刚好相反。
武则天当然清楚这一点。实际上狄仁杰在供词中已经表明立场：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只不过，狄仁杰是反周不反武。不反武则天，这就是共识。把武周皇帝的最后岁月经营好，也是共识。有此共识，相互欣赏的两个人就可以求同存异，积极配合，共同实现各自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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