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臣内讧
藩镇割据的同时，朝臣们在窝里斗。
斗争是激烈的。从宪宗到宣宗的半个世纪中，除少数洁身自好或人微言轻者外，朝臣泾渭般地分为两大派系（当时的说法叫朋党），各自拉帮结伙，彼此互不相让。如果牵涉到人事安排，更不惜在御前会议上脸红脖子粗。
比如开成三年（838）正月的某日。
本次会议讨论的，是一位被贬官员的工作安排。这时的皇帝是文宗。由于反抗宦官乱政失败，他实际上已成为模范监狱中的体面囚徒，因此一开始就按照某派系与宦官达成的共识提出：某某贬到外地好几年了，给个官位吧！
另一派系的宰相郑覃（读如谈）立即亮出红牌：陛下可怜他，就让他移动几百里。如果要提拔，臣申请让位！
郑覃的同伙也说：那家伙专搞派系，是小人。
对立面则说：做事要公道，不能讲个人好恶！
文宗也说：给个刺史还是可以的。
郑覃却说：顶多让他做洪州司马。
洪州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距离长安三千里，而且那人原本就是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的司马。衡州司马调任洪州司马，只不过从中州调到了大州，保他的人当然不干。于是两派在皇帝面前吵成一锅粥，互相攻击，不可开交。
退朝后，文宗问身边人：宰相这样，像话吗？
身边人说：是不像话，但郑覃他们也是一片忠心。
文宗没有再说什么，也无话可说。他早已领教了两派的势同水火和意气用事，以及自己的无能为力，因此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消灭朝中派系，比消灭河北叛贼还难。
朝臣们却不承认这一点。
有一次，宪宗皇帝问：派系斗争这么严重，为什么？
宰相李绛回答说：因为历朝历代的帝王，最痛恨的就是派系斗争。因此，小人要攻击君子，就说他们搞派系。派系这东西，说起来可恶，查起来没影，最方便用来整人。何况君子和君子，本来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难道一定要让君子和小人苟且在一起，才叫没有派系吗？
结论是：没有派系斗争，只有君子小人。
或者说，君子在一起叫同道，小人在一起叫朋党。
这话听起来似乎在理，实际操作却很困难。至少，我们无法分辨当时的两派，究竟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甚至不能通过对无辜者的同情心来进行判断。因为在唐文宗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后不久，两派的领军人物都被打压排挤出京，而且一贬再贬，罪名则都是莫须有。
同样，我们也很难指控那些实施排挤诬陷的人，因为他们以反对宦官乱政为己任，而且为此献出了生命。何况如果这几个是小人，岂非证明受打压的是君子？都是君子，又为什么要弄得势不两立，你死我活？讲不通吧？
君子小人论，可以休矣！
但，朝臣分为两派却是事实。比如李绛，就跟另一位宰相李吉甫是死对头。吉甫主张什么，他就反对什么。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跟李宗闵、牛僧孺又是死对头。前面所说郑覃要打压的那个被贬官员，就是李宗闵。所以，中晚唐的派系斗争，便又叫“二李党争”或“牛李党争”。
牛僧孺和李德裕都不是小人。前者拜相，是因为唐穆宗意外发现他是拒绝贿赂的清官。后者则在得势之后，不顾唐武宗的意愿，顶着宦官仇士良的压力，竭尽全力为自己的政治对手请命，终于在刀下救回了两位前任宰相的性命。
（唐穆宗长庆三年正月，某贪腐案东窗事发。皇帝亲自调阅案卷，发现该官员的私人账本上有记录：某年某月某日，送户部侍郎牛僧孺钱千万，牛僧孺不收。唐穆宗大喜过望说：我没有看错人。于是任命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见两《唐书》之牛僧孺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长庆三年正月条、三月条。李德裕救人一事，见《新唐书·李德裕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会昌元年三月条。）
那么，两派窝里斗，又是为什么呢？
与藩镇有关，与出身也有关。李德裕和郑覃代表着北朝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关东世族，牛僧孺和李宗闵一派则多半是进士出身的科举官员。在对待藩镇和外族（主要是吐蕃）的问题上，前者持强硬态度，后者主张和平解决。
换句话说，世族系是鹰派，科举系是鸽派。
政见加门户，当然针锋相对。世族系甚至恨不得废了进士科的考试，只留下明经科。郑覃就对文宗说：官员有能力就行，何必还要才艺？陈后主和隋炀帝倒是文采斐然，结果国破家亡。进士也一样，轻浮浅薄，不堪重用。
文宗弱弱地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吧？轻薄的人未必都是进士出身，科举官员中也有敦厚的。再说了，进士科的设立已经二百年，总不能说废就废。
郑覃说：那也不能太抬举。
呵呵！态度如此强硬，底气从何而来？
宦官。
没有证据表明，郑覃与宦官有什么勾连。但朝臣的派系与宦官的帮派，则大约确有瓜葛。主战的世族系李吉甫一派在宪宗朝得势，就不仅因为宪宗皇帝要遏制藩镇，也因为宦官头子吐突承璀（读如崔）是鹰派。相反，当宪宗皇帝和吐突承璀死于非命，皇帝和宦官头子都换了人时，用兵就变成了裁军，掌权的也变成科举系的李宗闵和牛僧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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