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成，我带你去找那家医院。
娜娜说，嗯，我欠你的钱我可是都记着的，但我说了每次只收你十块，而且我估计要一年多以后才能开工了，估计也还不清楚，所以我肯定会还你，但现在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不过你真的别以为我是图你有那几千块钱，我一个朋友说的，你只有这些钱，吃屎都赶不上热的，我肯定不是贪这个，你不要乱想，你可以把钱扔了，我还是一样对你，或者你现在就跑，我也不会怨你。
我说，别废话了。
我们到了一家来时我留意的医院前，看着不公立不私立，阳台是长长一条，放满了花盆，垂下无数的枝叶。我说，娜娜，你去吧，我不陪你，我在车里坐坐。我仰望阳台，娜娜从这些植物前走过，对我笑笑。我向她挥挥手。她虽不漂亮，但此刻她真像走在舞台上的明星，也许是那天大自然打光打得好，楼转角墙壁上开的一扇窗正好将光芒折在她的身上。她走进了尽头的那间办公室。我把1988熄火，坐到了后座，很快就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小时候爬在旗杆上。但是我看见校办厂里的人正在做着仿制的手枪，看见刘茵茵从远处走来，已经成年的10号牵着还是小学生的刘茵茵的手，周围的同学们纷纷把石块抛向我，我说，丁丁哥哥，快来救我。丁丁哥哥却在一边的滑滑梯上盘旋而下，他看起来岁数比我还要小。然后我就不知道被谁绑在了旗杆上，我顿时觉得很安全，至少我不会再掉下来。这时候，校办厂里的阿姨们全都冲出来，所有人都在拿我试枪，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打得千疮百孔，但还是在想，你们千万不要打中我的绳子，否则我就掉下来了。那天的阳光是我从未见过的明媚，那是四十度烈日的光芒，却是二十度晚秋的和风，我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天气。
当我醒来，娜娜还没有下来。我看了看车上的电子表，发现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我瞬间清醒，甩上车门，快步上楼，走到刚才我看见她进去的那间房间。里面的大夫看了看我，问，你找谁？
我说，我来找刚才那个过来做产前检查的女孩子。
大夫一下子站了起来，问，你是她什么人？
我说，我是她朋友。
大夫忙说，快去找，我们也都要找，这个要找到的，卫生局也要登记监测的。
我说，我去找，她往哪个方向走，要监测什么？这以前干什么的你们也能查出来么？
大夫说，我不知道她干什么的，就知道她出了这个门，知道了检查的结果以后，她说要去给老公打个电话，让他也过来。后来人就不见了。这个一定要找到的，不光光是她自己的事情，还有肚子里的孩子，她不能跑的，要做病毒母婴阻断的，生的时候也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否则很容易被母体感染的，乳汁也是不能喂的，而且现在还小，不要也还来得及。小伙子，你快去追回来。
我刚要往门外跑，又被医生叫进去，问，小伙子，你也要检查一下的，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我说，朋友，但我可能也要检查一下。
医生说，来，你也检查一下，本来是一批一批出结果的，今天我就给你单做一个结果。很快地，你等一下就行了。
我木然说，哦。
随后，我告诉医生道，我再说了，我先去追她，要不就跑远了。
我在这座江城来来回回耗掉了十多箱汽油，去了几乎所有的旅馆和桑拿，问了每一个餐厅和网吧，我再未找到娜娜。幸运的是，也许不幸的是，我自己未被感染。在寻找无果以后，我回到了我来的地方。两年以后，我正要出发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相信娜娜有我的电话号码，一定是我在洗澡的时候她偷偷拨的。中途的一个夜晚，我丢过一次手机，但是我一早就去等待着电信局开门补卡。这个电话的拨打者是一个女孩子，她说，有一个礼物要给我。
我说，快递给我。
她说，怕丢，不能快递。
我说，那就寄挂号信。
她说，会超重。
我说，那怎么办？
她说，我是娜娜的一个姐妹，她交代过，有一个东西要送给你。
我怕信号中断，马上到了屋外，说，娜娜在哪里？娜娜怎么样？她当时是怀孕的，后来怎么样？
电话里说，你的地址是哪里？娜娜说过，放心吧，给你的，都是好的。
我带着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孩子上路了。站在我故乡那条国道尽头的友谊桥上，在稀薄的空气里，从凌晨开始等待，我从不凝望过往的每一台汽车。1988的点烟器烧坏了，我向一个路过的司机借了火，但我不想在这个时刻再和任何陌生人言语，所以我只能一支接着一支抽烟，那火光才不会断去。自然地，我站在车外。
几个小时后，香火终于断了，我俯身进车，捏了一把小家伙的脸说，我找找烟。打开了汽车的扶手箱，我掏到了在最深处的一个小玩意，取出来发现那是一支录音笔，我搜寻记忆，才想起那是娜娜扔在这台车里的。它躺在这里面已经两年，我按下播放键，居然还有闪烁着的最后一格电，娜娜轻唱着摇篮曲，我不知道是不是空气越稀薄，声音便传越远，还是空气稀薄的地方一定没有人烟和喧闹，我总觉得这轻微的声音在山谷里来回飘荡，我将录音笔拿起来，放在小女孩耳边，说，你妈。她兴奋地乱抓，突然间，歌声戛然而止，传来三下轻促的敲击化妆台的声音，然后是另外一个女声说道，娜娜，接客了。在娜娜回着“哦”的同时，这段录音结束了。我连忙抽回录音笔，观察着小家伙的表情，她似乎有所察觉，放下了小手疑惑地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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