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独自回了北京。
我给肖哲回了信，告诉他我想出国，越快越好。但是我没有任何准备，我甚至不知道应该先做什么事。在等待肖哲回信的时间里，我问自己，为什么要急着出国。在艾叶镇，那只是一个用来分手的借口而已。出国？我连托福的书都没摸过，出什么国？
肖哲的回信来得很快，他甚至没有问我如此仓促决定要出国的原因，就给我提供了他认为最好最快的方案：先申请来美国读语言课，再一边准备研究生考试。邮件里还附带了他从他学校的国际学生办公室那里要来的一大堆相关资料，详细无比。
那些材料全是英文，那晚我喝了三杯咖啡，读到了早晨。读完之后，头昏眼花，好像当即忘了大半。我盯着放在一旁的手机看了好久，没有一点动静。
他再也没有出现，再没有一条短信一个电话。我想我们大概再也不会相见，这一次分手，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决绝，他什么都可以伤，除了自尊。
然而，像过去的无数次，重逢总是发生在不经意之间。若再遇到，我或许仍会一头栽进那无法抗拒的漩涡之中，作茧自缚。莫非，我如此急于逃离这里，不仅仅是要找个地方默默疗伤，更是希望能够与他不再相见，也就不再相爱了吧。
某天，洛丢丢忽然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方律师判处有期徒刑20年。鉴于他表现良好，将侵吞财产悉数吐出，所以，没再判得更重。吴媚媚当然还是要负一定的法律责任，还好，只有一年而已。
方律师最终为何决定自首，原因我未可知，甚至连整个案件的调查和审判，我都没什么兴趣去了解。也许是他知法犯法的行为让我失望，毕竟我曾是那样敬重他，一直视他为我自己在律师行业里的榜样和努力的方向。但如今，我连到法庭看他如何为自己做最后辩护的勇气都没有。只听说他在法庭上落下泪来，兴许是念及他与吴媚媚的多年情谊，或是良心发现想为他那在旁听席上嗷嗷大哭的脑瘫儿子积德祈福。
“姐姐，”洛丢丢说，“我想你。”
她刚说完门铃就响了，我打开门，门外站着挤眉弄眼的她。还给我带了礼物，一袋子水果外加一张陈奕迅的CD。
“我妈给我请了新家教，我答应在她出狱前重新回到学校，参加高考。”
“挺好。”我说。
“姐姐你不开心？”她察言观色。
“没。”我可不想在一个孩子面前泄露心事。但她真是变得不一样，也不再打破砂锅问到底，没事的时候，她常来看我。在重新变得孤单和不安的北京城，那些时日，她真是我最大的安慰。
“为什么失恋啊？”有一天，她终于问我。
“因为我是孤儿，”我摸着她的头发说，“我不希望这个世界上，因为我，又多出一个没爸爸的孩子。”
“可是你都不快乐。”她说，“值得吗？”
“还好吧。”我说，“总会过去的。”
“爱情难道不是自私的么？”她仰起脖子问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有了肖哲的热情帮助，加之我成绩一向不错，美国大学的申请办得异常顺利。办完签证的那天，阿南也来到北京，开始为我预订机票打点行李。而我只是把学校寄来的材料和报到日期再看了一遍，就把它塞进抽屉里了。
无人值得相告，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庆祝。
毕竟，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其实是要奔赴一场逃亡，一场逃离错爱的远行。
倒计时十天的时候，我才开始着手收拾行李，将所有东西都塞进了皮箱，还反复检查保证它们既不会超重也不会因为被塞进了过多的东西而在中途就地崩开。办妥一切手续，又与颜舒舒几番告别之后，空荡荡的房间里唯一摆着的一个日历上那个被圈起来的日子，竟然就在眼前了。
虽然出国的是我，但阿南比我更忙碌，他忙着收拾房子，彻底大打扫，给各个橱柜放樟脑丸，做最后的整理。“爸，你不用这么着急，”我说，“等我走了你再慢慢收拾，又不是非这一两天不可。”
“你走了，我一天也不在北京多呆。”他的脾气比以前执拗多了。他执意要把这里留作我归国后结婚的“新房”作为同意我出国的唯一条件，而他自己，决定回老家陪着奶奶。
“你忙得连话都没空和我说，我出去以后可再没这么好的机会了。”我说。
他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可以用网络摄像头嘛，我们家电脑上不是有一个，难道你忘了？还是肖哲替我装的。”
我知道他故意提到肖哲是想探探我的口风，但我没接腔。
在他心里，肖哲是最适合我的人，就像他之于林果果。他经典的那句话“这是她最爱的人，而最爱她的人是我”我永远都记得。而他这次能爽快地答应我出国读书，除了他对我一贯的宠爱和支持外，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肖哲，和肖哲在一起有个照应，他才能放心。
那是他希望我过的生活。至于毒药，聪明如颜舒舒、肖哲、阿南，都对他的名字绝口不提。只有洛丢丢偶尔才对我提起。
“帅哥哥茶社的朋友说他再也不会来北京了哦。”
“帅哥哥遗落名片一张，我总算搞到他号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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