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果子李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雪漫的夏令营。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不适合做“知心姐姐”这个角色，我的情绪太容易被带动，常常在营员们说起自己的经历时和她们抱头痛哭，以至于去年夏令营回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沉浸在深深的无力感中无法自拔。
和其他工作人员不同，我有个特殊的身份——和这些孩子们一样，我也是个“90”后。
其实我比她们大不了多少，刚刚从学校毕业，在正式上班的第八天就被赶鸭子上架，照顾起这二十八个孩子的饮食起居，还煞有介事的假装自己经验很丰富。
其实我心里很没底，二十八个未成年，扔到谁头上，都是一份不小的责任，特别是，像她们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我最先接触到的人是妮妮。
她是属于每个班都会有一两个的那种学生——说话嗓门很大，经常逃课，很不合群，还会站在学校门口找低年级的学生收保护费，总让老师和班干部头疼。
她因为免费营员而和悄悄的战争让我们对她久仰大名。
开营仪式时，我需要找一个营员代表上台发言，栾栾跟我推荐了她，但后来我一直担心她会搞砸，这种担心在她上台前十分钟尤为明显。
我去找到她跟她交代流程，她表现得很心不在焉，手里忙着给新发到手的营员书包拍照，兴致勃勃地刷着微博，对我的交代只是很不耐烦地回了句：“知道啦。”
这种态度让我心里咯噔一下，那天来了很多媒体和嘉宾，记者们扛着摄像机站在四周，当主持人请她上台的时候，我紧张得心都提到嗓子眼。
但后来证明我是多虑了，我看见她上台，中规中矩的背着自己写的发言稿，一只手死死拽着衣服下摆，另一只手握着话筒在微微颤抖。
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她表现出的那些不耐烦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
后来听栾栾说，自打她知道自己成为营员代表之后，就每天都在背发言稿，睡觉的时候都把稿子放在枕边。
其实她真的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只是在假装不认真。如果不是留意观察，也许我就真的误会她了。
其实对于像妮妮这样的孩子，我们都习惯给她们打上标签，就像我最初那样，觉得她们办不成事儿，难担大任，对她们无法信任。
但其实也许她们真的有很努力的去做，只是她们用任性和乖张去掩饰自己的不自信，你有没有静下心来去观察呢？
当你善意的、平等的对待她们的时候，她们会回报你很多很多，甚至比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更懂得感恩。
我的高中老师对我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毕业之后经常回来探望我的，不是我最喜欢年级第一，而是那些调皮捣蛋过去总不让我省心的坏学生。”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夏令营第二天，柏燕谊老师来到度假村和我们做心理游戏，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在纸上写五个你最珍视的东西，然后按照内心的排序一个一个的划掉，划掉的意思就代表永远的失去。
我在纸上写了五个词，然后按照规定划掉了四个，直到最后一轮，纸上只剩下最后一个的时候，我始终没办法下笔。
然后，我哭了。我最后留下的是“妈妈”。
很多人都哭了，和我一样，她们最后留下的也是父母，我敢打赌，在座的28个营员，没有一个没和父母吵过架，更有甚者还提着刀威胁过自己的父母。可是，到这一刻，大家顿时发现，原来生命中最无法割舍的，是爸爸妈妈啊。
与众不同的是小鱼。
她最后留下来的，是“死亡。”
她拿着话筒，很冷静地说：“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死就是一种解脱。”
如果换做以前，我大概会在内心翻个大大的白眼，小孩子哪懂什么是死啊，不过就是心情不好挂在嘴边随便说说而已。
但自打参加了这个夏令营之后，我开始学会了尊重别人的情绪。
柏燕谊老师跟笑笑讲了一个故事。是真实的一件事：一个母亲五年前因为一场车祸失去了自己的女儿，悲痛过后母亲一直很正常的生活，大家都以为她已经从阴霾中很好的走出来了，直到五年后去给女儿上坟，她突然像发了疯一样用自己的头去撞墓碑，企图在女儿的坟前自杀。
后来母亲躺在医院里，哭着说：就在我死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我女儿离我近了……
柏燕谊老师哽咽着说：“不要把自己的生命不当回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个人，会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感到幸福，因为我们的离去而感到绝望。”
小鱼一直低着头，我不知道她听懂了没有。
第三天，本来预定的是让雪漫给我们做了一场讲座，但后来她来到现场后临时改变了主意。
她让我们把椅子摆成一个圈，大家围坐在一起，关掉灯，关掉摄影机，在黑暗里说出自己最想说的话。
我想，即使过了很久很久，这些孩子们都不会忘记这个下午。
在这个暗室里，我们都戒除了内心的戒备，说出了自己内心最私密，最难以启齿的事情。
有人在哭泣，有人在安慰，有人在聆听，有人在倾诉。
话筒传到我手上，我从说第一句话就开始哭。其实现在回忆起来，我完全不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什么，只记得我下了很大很大的决心，决定要把压抑在心里这么多年的秘密统统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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