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参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数比较自觉地推迟婚龄。一是由于结婚成了很不现实之事，大多数小伙子那些年没心思结婚。整天饿得心慌眼花的，哪儿有结婚的心思呢？念头一闪，便自行地打消了。而小伙子们的消极，正中大姑娘们下怀。其实她们都不愿在艰苦岁月里嫁出门去。一嫁出门，工资也就带走了。她们微薄的工资，对于她们的家越发显得重要了。毕竟，在黑市上，花高价还是有可能买到粮食或粮票的。她们的工资也等于十几斤粮食啊！一个家庭每月多十几斤粮食、少十几斤粮食，区别是很大的。何况，因为她们参加了工作，每月口粮比母亲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来斤，自己每顿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几口么？
那些年，是中国城市结婚率最低的几年。二十四五岁了仍不考虑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为奇。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们是接近老姑娘了。饥饿比宣传号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农村里恰恰相反。
为了拯救家庭，大姑娘或者甘愿牺牲自卖自身，或被无奈的父母暗卖。因为她们没有工资，土地荒芜，工分也没了意义，只有自身还能换点儿吃的。又加上中国农民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严重，卖了女儿，起码家里少了一口“白吃”。保命的重点，是倾斜于儿子的。当然，也有父母，愿望是好的，考虑得极为现实——女儿让一个男人领走，只要他能养活她一条命，总比饿死在家里强。大姑娘白白被人领走了，接着，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睁睁地被人领走。只有儿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一起。因为只要留住儿子，只要儿子不死，就有能传宗接代那一天。
我曾在一篇报告文学中记述过一位叫张劭的男人。他年轻时留美留英，获得过美国的医学博士和英国皇家医学院终生院士的殊荣。他归国后，1954年因受不公正对待，被判刑。刑满回了河南原籍某农村。1961年至1962年间，他“嫁”走了三个女儿。当然不是卖，当地农村也没人买。有男人肯以娶妻的名义领走就不错了。三女儿被领走时刚15岁。在20世纪60年代，15岁当属少女。
城市里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亦即初中生、高中生们，比起农村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来，落不到那么悲惨的命运，似乎该算是苦难岁月中的幸运。
但她们中的许多，在身体正发育着的年龄，由于极度的营养缺乏而终止了发育。如果将今天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和20世纪60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学生混编在一起，并且都来一个向后转，那么可能较难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生，哪些是从前的初一、初二学生。如果将60年代前三年的高中生与今天的初中生混编在一起，那么会比较明显地看出，后者发育的良好程度远胜前者。良好中的忧虑，倒是营养过剩现象。
许多20世纪60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体发育在不该终止的年龄终止以后，就永远地矮小了。排除个别遗传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饥饿。
一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龄比例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过去是家庭妇女多，后来是学生多。过去，街头巷尾发生件什么事，哪怕仅仅是出现了个卖彩线的小贩，满街急匆匆聚去的全是中青年母亲们的身影。后来，如果正巧是学生们放学的时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许多女学生了。20世纪50年代曾被母亲们经常抱在怀里或经常左手牵着、右手扯着的女孩儿们转眼间长大了、上学了，并且，在她们长大着的过程中，母亲们又为她们生出了小弟弟小妹妹。
20世纪50年代初，全哈尔滨市仅六七所中学，包括高中在内。而20世纪60年代初，全哈尔滨市的中学已增加到七十余所。十来年内城市添生了多少下一代不言而喻。
过去，早晨7点多钟，下午5点多钟，女人们的目光迎送的是上下班的丈夫们，而后来迎送的是上下学的儿女们。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从街上络绎经过，情形往往颇为壮观。
20世纪60年代的中学女生与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女生相比，头脑中对于上学的思想大为不同。她们已不满足于将来的自己仅仅不是文盲。她们已开始明白，学历的高低，不但关系到自己将来的婚恋和人生的质量，而且足以直接扭转自己的命运。
绝大多数初中女生的志向是升高中。她们上中学不久，便开始了解到市里有哪几所中学是重点中学，而自己就读的中学之教育水平大致属于几等。在课堂上，老师们每每备感荣耀地告诉学生，本班本校的上一届、上几届学生中，有多少考了重点高中。那些使老师谈起来很骄傲的学生中的女生，便渐渐成了她们心中的榜样。
在20世纪50年代，就业或读书，对绝大多数中学女生而言，并非什么重大的抉择，往往服从于父母。倘父母替她们找定了一份工作，即使是做小商店的服务员，她们从此中止学业，心里往往并无太大的遗憾和痛苦。甚至会觉得，早参加工作，早结婚，也好。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学女生中途退学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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