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统计表明，1993年以后，国外投资大幅度上升，外企与合资企业的数量猛增，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新行业不断涌现……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女性证明个人能力和才干的表现与表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驱动条件。
从普遍性的规律上讲，男人们不得不承认，女性是影响男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第一位导师。
那么，谁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导师？
是时代。
时代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最后一位负责“结业”的导师。
在时代的教导之下，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的影响和要求倘与时代冲突，那么大多数女性都会倾向时代，并配合时代共同颠覆男性文化对女性之人性的强加。
20世纪90年代的中老年女性，目光望向比自己年轻得多的新生代女性，又是羡慕，又是佩服，又是隔阂种种，又是看不顺眼。
然而新生代们如鱼得水。她们的前代女性，首先成为她们的竞争对手。前者在竞争中往往由于对时代的不适应处于劣势，大获全胜的后者，接着便以挑战的姿态向男人们示威。
一切时髦的事物，首先受到新生代女性们的欢呼。
一切夜生活的场所，皆可见她们及时行乐的身影。
一切新行业，都惊喜于她们跃跃欲试充满热忱的加盟。
“靠节俭能富起来么？得靠机遇！”——这是她们的致富观。无疑是很正确的。可时代从前没给过女性什么机会，因而她们前代的女性大多数是节俭型的。她们的致富观，分明包含着对前代女性的嘲讽。
在许多种场合下，你会发现某些年纪轻轻的女性，与形形色色的年纪往往可做她们父亲的男人，神神秘秘而又一本正经地共商大计，策划一笔投资数额几千万甚至几亿的项目。如果你以为只不过是异想天开，那就大错特错了。后来成为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
徐志摩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叔本华与尼采是两位十分蔑视女性的哲学家。
尼采说过一句特别刻毒的名言：“如果你打算与女人交往，最好带上鞭子。”
由于他如此蔑视女性，所以又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能设想一个男人是哲学家而同时有太太。”
叔本华则认为，山里有老虎，草里有蛇，世上有女人，除了这一自然现象，对于女人再无讨论之必要。
徐志摩的文章是为了批评叔本华写的。他在文章中说道：“但这近百年却大大地换样了。不仅在学理上我们对女性的根本观念完全地改变了，不仅妇女在社会的地位上改变了，不仅她的人格在人类所有活动里取得了与男子同等的认识，并且女子们实际上已经给了我们可惊的成绩，在学识上，在事业上……”
我们今天重读徐志摩的文章，一方面自然会赞成他对女性的公正，另一方面，却难免地会觉得他过于热情，言辞夸张。因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其实并未“现代”到他所表扬的那一种程度。他所歌颂的女性，只不过是他所经常接近着的、当时在中国属于极少数的、知识女性中的某一类而已。
但是，如果用他文章中的那一段话来作为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的评价，而不是作为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女性的评价，则非常客观，一点儿也没有夸张的意味儿了。
林语堂曾这样解释他为什么最喜欢同女子讲话——“她们能看透一切的矛盾、浅薄、浮华，我很信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能——她们的所谓‘第六感’。在她们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知理论。”
我之所以引用林语堂这段话，乃因其中有几点对女性的肯定，借以评说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女性，尤其是新生代女性，也是相当准确的。
第一，直觉。
20世纪90年代许多年轻女性的直觉，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女性们的直觉，所接受的是时代中枢神经区发射的讯号，是大直觉，往往敏感于男人们数倍。倒是男人们反而常常显得很滞后，很迟钝。它成全她们在经济活动中稳操胜券，以至于某些男人每向她们请教。他们信赖她们的直觉，往往受益匪浅。
第二，生存的本能。
因为她们对生存质量的标准和要求提高了，故她们的本能充满强烈的欲望意味儿。而欲望驱使她们最大程度地发挥能量，这使她们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女性都不安于现状。
第三，能攫住现实。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女性，几乎一概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传统理念从她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远比从男人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由于她们眼到、心到、手到，直攫现实，所以她们又几乎一概是目的主义者。这在男人们看来，也许太不可爱。她们也是明白这一点的。但她们自有理由——在许多方面成功了的男人们又有哪一个不是彻底的目的主义者？凭什么女人就不能有目的？凭什么女人就不能为了那目的之达到而足智多谋？她们自有另一套使她们变得仿佛依然可爱的方法——引导男人们及时行乐。从表面看，往往是男人们在向女人们提供行乐的条件和机会，因为他们埋单。而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看，是女人在陪男人们。这时她们就尽量表现她们的天真、纯情、柔弱，心无任何功利之念和头脑的极其简单。她们知道普遍的男人们喜欢她们这样。她们善于在某些时候暂时隐藏了目的投男人们之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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