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交个朋友好不好呢，我们是……”他摸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一股芬芳沁入我的鼻孔。
名片我也有。二百张。印制精美。我们编辑部为了工作需要，给每个同志印的，也是喷香的。
我用手指轻轻一弹，将那张名片弹到地上，说：“你们可不配与我交朋友。”
他打量了我一番，见我一身衣服旧而且土，问：“您是什么人物哇？”口气中含着蔑视。
我从书包里翻出自己的作协会员证，放在桌上，说：“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虽然是小人物，可这家餐厅的服务员中，就必定有知道我的姓名的。”
一位服务员小伙子来撤菜盘，我问：“看过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么？”
那几天正连续播放。
回答看过。
我说：“我就是原作者。”
小伙子笑了，说：“能认识你太高兴了，我也喜欢文学，就是写不好，以后可以去打扰你吗？”
我说：“当然可以。”就从记事本上扯下一页，写了我的住址给他。
那港仔讷讷地不知再啰唆什么话好，识趣地退回到他们的桌旁去了。
那一伙俗男荡女停止了调笑，用各种目光注视着我们。我的女伴低声说：“咱们走吧。”
我说：“不。饭还没吃完呢！你听着，我出一上联，看你能不能对——男‘贴’者，女‘贴’者，男女‘贴’者‘贴’男女。”
她毫无准备，低下头去。
我又说：“听下联——红苍蝇，绿苍蝇，红绿苍蝇找苍蝇！”说罢，站了起来。
她也立刻站起。
我低声说：“挽着我的手臂，咱们走。”
她便顺从地挽着我的手臂，与我一块儿走了出去。走到马路上，走了许久，我一句话未说。
她欲抽回手臂，然而我紧紧握着她的手。
她不安地问：“你怎么了？”
我这才说：“听着，你知我将你当妹妹一样看待，你就要调到广州去工作了，那里这类港客也许更多，那类女孩子们也许更多，如果你变得像她们一样分文不值，一样下贱，你从此就别再见我了。见了我，我也会不认识你！”她使劲握了一下我的手，低声说：“你看我是那种女孩子么？”
我知她绝不会变成像她们那样，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常想，中国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金钱么？为什么近几年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中国人反而对金钱变得眼红到极点了呢？在十亿中国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国人首先被金钱所打倒了？！社会，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有一次，我在北太平庄碰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外地的司机向人询问到东单如何行驶路近。那人伸手毫不羞耻地说：“给我两元钱告诉你，否则不告诉。”
司机又去问一个小贩，小贩说：“先买我一条裤衩我再告诉你。”
司机长叹，自言自语：“唉，这还是在首都啊……”那天我是推着自行车，带儿子到北太平庄商场去买东西。儿子要吃雪糕，尽数兜中零钱，买了四支。交存车费时，没了零钱，便用一元向那卖雪糕的老太婆兑换。
她却问：“还买几支？”
我说：“一支也不买了，骑车，还带孩子，拿不了啦。”
她说：“没零钱。”将一元钱还我，不再理我。我说：“我可是刚刚从你这儿买了四支啊！”
她只作没听见，看也不看我一眼。
倒是看自行车那老人，怪通情达理，说：“算啦，走吧，走吧。”又摇首道，“这年头，人都变成‘钱串子’了……”所幸并非人人都变成了“钱串子”。否则，吾国吾民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那社会光景也实实在在地并不美好。
看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民族素质的提高，并不见得就成正比。
门户开放，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贴”者们又大显身手，以更高的技巧去“贴”外国人。
此乃“贴”风的第三层次。
我看也就到此了。
因为“火星人”三年五载内不会驾着飞碟什么的到中国来。据说“火星人”类似怪物——果而有的话，不论技巧多么高超的男女“贴”者，见之也必尖叫惊走。
“贴”风有层次，“贴”者则分等级。
一等“贴”者，“贴”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瑞典人……二等“贴”者，就“贴”黑人。
在这一点上，颇体现了中国人的国际态度——不搞种族歧视。
三等“贴”者，只有依旧去“贴”港客了。一边“贴”住不放，一边又不甘心永远沦为二等，用俗话说：“骑着马找马。”
有一次，一位瑞典朋友沃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如今在外国人面前怎么变得这么下贱了啊？和外国人认识没三天，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请求，想摆脱，却纠缠住你不放……”
我虎起脸，正色道：“请你别在我家里侮辱中国人！”
他没想到我会对他说出如此不客气的话，怔怔地望了我片刻，不悦而辞。其后旷日不至，我以为我把他得罪了。他终于还是来了，并诚恳地因那番话向我道歉。
其实沃克的话，对某些中国人来说，是算不得什么侮辱的。他不过说出了一种“下贱”的现象。“贴”外国人者，已不仅是为了钱，为了物，还为了出国。“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我们的老祖宗自尊若此，实乃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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