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认为,若一个人有某种自信的资本,踌躇满志是理所当然的。
那时我只视他是我的一个幸运地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转机的“战友”,并不将他和他的父亲连在一起看待。
周冠五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我并不感兴趣。
周冠五在首钢再怎么的“一句顶一万句”,再怎么的一跺脚全首钢都颤,也是既抬举不到我头上,也奈何不了我一丝一毫的。
何况,当时我也只不过从别的“战友”们的口中,片片断断地了解到北方的父亲是一个“特权人物”,以及如何厚爱北方这个儿子罢了。
那一次我们之间也没多聊什么。
大约三个月以后,他的一位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说北方希望见我一次。我问什么事,答曰不清楚。
于是我们在一天下午见了。
是他到我家来。我在街口迎他。他坐的是一辆很高级、很气派的大轿车,我对轿车的级别所知等于零,仅能看出那是一辆外国名车——当时的中国造不出那么高级、那么气派的大轿车。
他开门见山地和我谈两件事——第一,希望我调到首钢去。更准确地说,是希望我调到他名下去。
这太出乎我意料了。
我怔了半晌,讷讷地说,我是作家,调去了能做什么呢?
他说——晓声,其实也不需要你具体做什么,平时等于将你闲养起来。需要的时候,你为首钢动动你的脑,动动你的笔就行了。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关系吧。不过我可不是仅仅将你当“兵”养,而是当“将”养。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只要不过分,包在我身上……
我暗想,那么一来,我不是成了“幕僚”了吗?
依我的常识,古今中外,凡甘为“幕僚”的人,几乎无有好下场者。何况,做“幕僚”,得有起码的资格。我只会写小说,除了这“一技之长”,其他方面几近于废人,自忖毫无充当“幕僚”的任何资格。但北方他当面坐着,真挚而又虔诚,使我不忍坚拒,只好施以缓兵之计,说容我慎重考虑再做答复。
北方给了我一个星期的考虑时间。
第二,请我执笔写一部反映首钢“改革开放”之“大思路”的“系列报道电视片”,并从考克箱内取出一叠材料给我,说要求这部“系列报道电视片”成为首钢的一部“磁带文献”,希望在全国造成巨大反响。
当时我正日日埋头于自己的计划内创作,当即婉谢,深表歉意。
便见北方脸色一沉,分明地,有些不悦起来。
他说不是没人愿写,愿写的人多极了;说这事其实本与他的职责无关,是他“横插了一杠子”,手拍胸脯替我大包大揽的。因为他对我的能力有完全的信任度,认为非我莫属。
闻言我竟诚惶诚恐,深觉自己太辜负他的信任,也太驳他的面子,叫他怎么向别人解释呢?不是等于拿他在别人面前的威望不当一回事吗?
于是我又赶紧补充如下的话——一定认认真真地看材料,倘自认为可以胜任,宁肯将自己的计划内创作后延。
他脸上这才重露笑容,大手在我肩头一拍,义气厚重地说:“还是战友!客套话我不讲了;否则,我离开你家,心里可就太别扭了!”
一星期后,他的秘书再打来电话,我将两件事都婉言回绝了。
秘书说:“北方就在一旁,您直接跟他谈吧!”
而我最怕直接跟他谈,实在不知该怎么谈,我天生缺乏回绝别人的智慧和技巧。在这方面我是个低能儿。
于是便急说:“不必直接和他谈了,千万别打扰他的工作!你替我转告就行了。”
放下电话,我觉得仿佛做了对不起他一辈子的什么事似的。
一年多互无联络。
第三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一位老同志,央我帮他在首钢工作的儿媳妇调岗位。我曾和他谈过北方,并许下过诺言,只要在首钢的范围内,若有什么需要关照之事,由我开口求助于北方,似乎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在我回绝了北方的好意之后,尤其在一年多互无联络之后,此事令我左右为难。
几经犹豫,最终还是给北方写了一封信。
我想这肯定是一封不被理睬的没有回音的信。
殊料竟很快收到了秘书替他回的信,信中说一定“亲自过问一下”,“当成件事儿办”。
但此事最终并未办成。
但我知道,他属下的一名人事处处长,的的确确是替他“当成件事儿办”过的,并不完全是虚与委蛇的应付。也有北影老同志的儿媳妇期望值过高,后来改变了初衷的因素。
这使我对北方十分感激。
每有新书出版,总想寄他一册,但一忆起他“顾不上看”的话,便打消念头了。
渐渐地,我开始在某些场合,从某些人口中,较多地听到关于北方、关于他父亲的种种议论了。
北京人是敏感的,不少北京人都称得上是半个“中国现象专家”。
我开始替他担着份儿忧。
当年的“战友”中有人说:“周北方现在傲气得很,身份也高贵得很了,出国住总统套房,与某某公子亲密无间,几乎可以称兄道弟了!”
首钢的朋友中有人说:“首钢快成周家的父子承包公司了。周冠五会见重要的外国商团,陪晤的往往只有他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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