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是竭尽所能在做了。
但是我们和我们的日本同行中的某些人,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中,也几乎争论了起来。我想,最终没有形成争论,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由于语言障碍的关系。争论如果必须通过翻译,往往是不能真的唇枪舌剑起来的。翻译的“第三者插足”,客观上截断了争论,缓和了冲突。
争论是由中国电影《红樱桃》引起的。
我们的朋友们首先提出一个纯“艺术观”的质疑——《红樱桃》中的女主人,究竟是一个虚构的艺术人物,还是一个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他们觉得女主人公只不过是一个艺术人物。如果是艺术人物,又怎么可以借助纪实手法,打出字幕,告诉观众她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北京呢?这不是违反纪实原则的吗?
平心而论,日本朋友们的质疑,是不无道理的。
我们也当然知道,《红樱桃》中的女主人公,其虚构性远远超出了真实性,整部电影的故事,显而易见,取材于一篇虚构的小说《人皮灯罩》。
我方的回答,便不免有些逻辑牵强。
于是话题引到了《南京大屠杀》。他们曾要求观摩这一部影片。但是我们没带去。据说,电影局的同志认为,友谊交流,还是以不带那样一部影片为好。
83岁的德高望重的日本老导演新膝兼人先生缓缓开口道:“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南京大屠杀》呢?我不明白中国朋友究竟有什么顾虑。”
中西隆三先生接着说:“原子弹,使广岛和长崎死了24万多日本平民百姓。这个数字准确到个位。是以户籍本为普查根据的。每一个死者,都以生前户籍本上的照片为证,注明当时的年纪、婚否、家庭情况,详细得无法怀疑。而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方的死亡人数,又是根据什么统计出来的呢?在日本,目前有四五个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书。都是中国人写的。每一个书上的数字都不一样,叫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一个数字呢?……”
我们中方成员中,除了我,没有谁较认真地研究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
我作了这样的回答:“朋友们,我不得不承认,日本对原子弹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统计,毫无疑问比中国对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统计精确。但是中国的统计也是不无根据的。只不过以前忽略了精确统计的必要性,给50年后的统计带来了困难。我更想告知朋友们的是——在日军侵华八年中,死于日本战争责任以及惨遭日军杀害的中国平民百姓,约在三四千万之众。相对于三四千万而言,南京大屠杀究竟有30余万还是20余万中国人遇难,真的对日本和日本人具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吗?”
日方的朋友们沉默有顷后,还是德高望重的新膝兼人先生缓缓开口道:“我看我们不必再就这个问题讨论下去了。侵略就是侵略。在侵略战争中,在半个世纪前,怎么可能不屠杀被侵略国的人民?尤其是遭到抵抗的时候。屠杀了,便是罪恶。我们不可以对日本过去犯下的侵华罪恶持怀疑态度。任何怀疑态度,都有对日本的侵华罪恶进行开脱之嫌……”
在共进晚餐时,中西隆三先生通过翻译主动与我交谈。他说他并不是替日本的侵华罪恶持怀疑态度,他只是替中国感到遗憾。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将证据和数字收集得更翔实些呢?他说,在日本,持怀疑态度的人其实为数不少,有些中国人写的纪实书籍,数字彼此矛盾,反而使持怀疑态度的人更加怀疑了……
我说,有的日本人,当年日军侵华时,到过中国南京,现在中国“开放”了,他又到了南京。时隔半个世纪,他到处走着,看着,竟得意扬扬他说——“南京,我又回来了!”
我问,说这样的话,持这种得意心态的日本人,是对的吗?
中西先生立即回答:“这不对!这很可恶!”
晚餐后,中西先生似乎还有许多话要与我交谈。我看出了这一点,就邀上翻译,请他们同到我房间去做客。
在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坐定,翻译坐我们之间。中西先生望着我那种凝重又恳切的目光,使我看出他内心里有许多重要的话,欲对我,一个中国作家和电影编剧倾诉。使我不禁地暗想,如果我们不需要翻译就能够直接交谈多好!
我说:“中西先生,也许您非常想知道,一个我这种年纪的中国人,是否会对日本人怀有历史遗传给我们的仇恨感吧?”
翻译将我的话译给他听后,他不禁一愕,表情更严肃了,目光更凝重了,连连点头,用发音不太准确的中国话说:“是的,是的……”
我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手指夹住两端给他看,同时说:“烟不会越吸越长。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中日两国,50年前是冤家,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因为许多中国人和许多日本人,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的可贵的工作。我们中日电影剧作家之间的交流,其实也具有促进中日友好的意义。我们共同都要做的,不是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记住仇恨,而是要告诫他们,永远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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