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家，是一间半很低很破的小房子。它的墙壁是根本没法粉刷的，也没法裱糊——再说也买不起墙纸。只有过春节的时候，用一两幅年画美化一下墙。春节一过，便揭下卷起，放入旧箱子，留待来年春节再贴。穷人家的墙像穷人家的孩子，年画像穷人家的墙的一件新衣，是舍不得始终让它“穿在身上的”。
后来我家动迁了一次，我们的家终于有了四面算得上墙的墙。那一年我上小学五年级。从那一年起，我开始学着刷墙。刷墙啊！多么幸福多么快乐的事啊！那年代石灰是稀有之物。为了刷一遍墙，我常常预先满城市寻找，看哪儿在施工。如果发现了哪儿堆放着石灰，半夜去偷一盆。有时在冬天，端着走很远的路，偷回来时双手都冻僵了。刷前还要仔细抹平墙上的裂纹。我将炉灰用筛子筛过，掺进黄泥里，和成自造的水泥。几次后我刷墙不但刷出了经验，而且显示出了天分。往石灰浆里兑些蓝墨水，墙就可以刷成我们现在叫作“冷色”的浅蓝色。兑些红墨水，墙就可以刷成我们现在叫作“暖色”的浅红色。但对于那个年代的小百姓人家墨水是很贵的。舍不得再用墨水，改用母亲染衣服用的蓝的或红的染料。那便宜多了，一包才一角钱，足够用十几次。上中学后，我已能在墙上喷花——将硬纸板刻出图案，按在墙上，一柄旧的硬毛刷蘸了灰浆，手指反复刮刷毛，灰点一番番溅在墙上，不厌其烦，待纸板周围遍布了浆点，一移开，图案就印在墙上了。还有另一种办法，也能使刷过的墙上出现“印象派”的图案，那就是将抹布像扭麻花似的对扭一下，蘸了灰浆在墙上滚，于是滚出了一排排浪，滚出了一朵朵云，滚出了不可言状的奇异的美丽。少年的我，刷墙刷得上瘾，往往一年刷三次——开春一次，秋末一次，春节前一次，为的是在家里能面对自己刷得好看的墙，于是能以较好的心情度过夏季、“十一”和春节。因而，居民委员会检查卫生，我家每次都得红旗。因而，我在全院、在那一条小街名声大噪。别人家常求我去刷墙，酬谢是一张澡票，或一张电影票……
后来我去乡下，我的弟弟们也被我带出徒了。
住在北影一间筒子楼的十年，我家的墙一次也没刷过。因为我成了作家，不大顾得上刷墙了。
搬到童影已十余年，我家的墙也一次没刷过。因为搬来前，墙上有壁膜。其实刷也是刷过的，当然不是用灰浆，而是用刷子蘸了肥皂水刷刷干净。四五次刷下来，墙膜起先的黄色都变浅了……
现在，墙上的壁膜早已多处破了。我也懒得刷它了，更懒得装修，怕搭上时间心里会烦，亦怕扰邻。但我另有美化墙的办法，哪儿脏得破得看不过眼去，挂画框什么的挡住就是。于是来客每说：“看你家墙，旧是太旧了，不过被你弄得还挺美观的。”
现在，我家一面主墙的正上方，是方形的特别普通的电池表。大约一九八三年，一份叫《丑小鸭》的文学杂志发给我的奖品，时价七八十元。表的下方，书本那么大的小相框里，镶着性感的玛丽莲·梦露。我这个男人并不唯独对玛丽莲·梦露多么着迷。
壁膜那儿只破了一个小洞，只需要那么小的一个相框，也只有挂那么小的一个相框才形成不对称的美。正巧逛早市时发现摊上在卖，于是以十元钱买下。满墙数镶着玛丽莲·梦露的相框最小，也着实有点儿委屈梦露了。“她”的旁边，是比“她”的框子大出一倍多的黑框的俄罗斯铜版画，其上是庄严宏伟的玛丽亚大教堂。这是在俄罗斯留学过俄罗斯文学史，确实沾亲的一位表妹送给我的。“玛丽莲·梦露”的下方，框子里镶的是一位青年画家几年前送给我的小幅海天景色的油画。另外墙上同样大小的框子里，还镶着他送给我的两幅风景油画，都是印刷品。再下方的竖框里，是芦苇丛中一对相亲相爱的天鹅的摄影，是《大自然》杂志的彩页，我由于喜欢就剪下来镶上了。一对天鹅的左边，四根半圆木段组成的较大的框子里，镶着列维斯坦的一幅风景画：静谧的河湾，水中的小船，岸上的树丛，看了令人心驰神往。此外，墙上另一幅黑相框里，镶着金铂银铂交相辉映的耶稣全身布道相。还有两幅是童影举行电影活动的纪念品：一幅直接在木板上镶着苗族少女的头像，一幅镶着艺术化了的牛头——那一年是牛年。那一幅的上边是《最后的晚餐》，直接压印在薄板上，无框。墙上还有两具瓷的羊头，一模一样。一具牛头，一具全牛，我花一百元从摊上买的。还有别人送我的由一小段一小段树枝组成的带框工艺品。还有两名音乐青年送给我的他们自己拍的敖包摄影。还有湖南某乡女中学生送给我的她们自己粘贴的布画，是扎着帕子的少女在喂鸡，连框子也是她们自己做的。这是我最珍视的，因为少女们的心意实在太虔诚。还有一串用布缝制的五颜六色的十二生肖像，我花十元钱在早市上买的。还有如意结、如意包、小灯笼什么的，都是在早市上花两三元钱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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