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神话故事》中是这样记载的：阿喀琉斯的行为，触怒了包括太阳神阿波罗和众神之王宙斯在内的几乎所有神的愤怒。他们一致认为，阿喀琉斯必须因他的行为而受到严厉惩罚。宙斯还命阿喀琉斯的母亲水神连夜赶往她儿子的营帐，告知她的儿子：是晚赫克托耳的老父亲一定会前来讨要尸体，而阿喀琉斯则必须毫无条件地允许——这是神们一致的态度。
所谓“人文原则”“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乃是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无论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还是西方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只要我们稍稍提高接受的心智水平，就可以发现古人刻意体现其中的，那种几近苦口婆心的对我们后人的教诲。而这正是文化的自觉性、能动性、责任感之所在。有时，在同一部作品中，其善良愿望与糟粕芜杂一片，但只要我们不将自己的眼光降低到仅仅看热闹的水平，那么便是不难区别和分清的。
据此，我们当然便会认为，在《希腊神话故事》中，美狄亚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美狄亚对伊阿宋的报复之念是我们理解的，但她为了达到报复目的，连自己与背叛爱情的丈夫伊阿宋所生的两个孩子竟也杀死，便逾越了报复的尺度，超出了我们普遍之人所能认同的情理范围。而这一则故事，如果我们不从这一文化立场来看，对于今天的我们便毫无认识价值了。而摈除了认识价值，那则故事的想象力本身，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只不过体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想象力，并无多少可圈可点之处。
若我们以同样之眼光来看我们的古典文学名著，比如《水浒传》吧，武松替兄报仇而杀潘金莲，是为私刑。衙门既被收买，报仇那么心切，连私刑这一种行为，我们也是可以宽容的。
但是，当一个被缚住的弱女子终于口口声声认罪，哀哀乞求饶命时，却还是要剖胸取心，我们今人都能认可吗？
武松血溅鸳鸯楼，连杀十余人之多，其中包括马夫、更夫、丫鬟。他们中有人也求饶命的，武松却一味只说：“饶你不得。”
武松这一文学人物，本色固然堪称英雄，民间声誉甚高，但其愤怒之下的暴烈复仇行为，难免会使后世对他的喜爱打几分折扣。然作为文学人物，那一些情节的设置仅而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恰恰描写出了这样一种事实——报复源于仇恨，仇越大，恨便越深。大仇恨促生之大愤怒，如烈火也，能将人性烧得理性全无，唯剩仇恨，一报为快。殃及无辜，全不顾耳。武松报仇雪恨之后，用仇人血于壁上题“杀人者武松也”，按现今说法，这叫对某事件“负责”。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又显英雄本色也。但也可以认为，一通的劈杀之后，仇恨之火终灭，理性又从仇恨的灰烬之中显现了。
民间原则、司法条例、国际法庭、联合国会议，不但为主持正义而形成，亦为限制报复行为的失控而存在。在现代化的世界的今天，一切历史上的人和事，以及文化现象中的人和事，都当以更“人道”的立场来重新审视。因为归根结底，一概政治的立场都绝对不可能是普世的。而人道主义是普世的将永无歧义。
是以，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的军人们，不管他们对于沙皇政府有多么大的仇恨，对沙皇的四个平均年龄仅十几岁的儿女刀刺斧砍，排枪扫射，其残忍的灭绝行径，必然也成为“苏维埃”令人难以原谅的罪状之一。前几年连普京都亲临了对沙皇一家骸骨的安葬仪式，意味着是默默无言的赎罪姿态。
是以，“文革”期间，对张志新这一早已在狱中惨遭种种凌辱的，唯有思想而已，绝无任何反抗能力的病弱女子，竟还要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由几条恶汉牢牢按住，利刃割喉，以断其声。这一种残忍行径，也是将他们永远钉在罪恶柱上的……
年长者大抵知道，关于张志新烈士被害的经过，是经胡耀邦亲笔批准，才在《人民日报》扼要登载的。“割喉”一节，出于对善良人们心灵承受力的爱护，改成：“为了使她在赴刑场的途中不再能发出声音，对她的声带采取了手段……”
难以明了的读者纷纷往报社打电话，问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记者们难以作答。终于有人猜到了，追问再三才得到证实。
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哭红了、哭肿了他们的双眼。
没有那一天中国人流的许多许多眼泪，恐怕不足以证明中国人对“文革”这一浩劫有了起码认识。
于是想到，有些人士高调聚议，要求为“四人帮”平反。那么，为“四人帮”平反，便等于最终要为“文革”翻案，便等于对当年千千万万为张志新烈士流泪的人的蔑视。也等于，对许许多多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尤其那些被残忍地迫害至死的冤魂的再践踏。
这，恐怕仅仅以“人道”的名义，都是有起码正义感的人断不能答应的。
若答应了，中国再有钱了，中国人还配被这世界正眼一看吗？
至于日军历史上的侵华兽行，德国法西斯军人在“二战”中的残忍罪恶，另当别论。因为这里在讨论的毕竟还是人的行为，而不是“异形”的行为……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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