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陈大娘果然出去工作了，在铁路上的一个什么厂子当翻砂工，据说那是很累的活。她每天早早地就带着半饭盒生高粱米和几块咸菜疙瘩上班，很晚才下班回家。工厂远，但她为了节省下车钱，天天都是走去走回，不论刮风下雨，大雪严寒。母亲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一人操持两家的家务。
第二年，陈大娘的公公去世了。她十分悲伤，给公公从里到外做了簇新的装老衣裳，亲自给公公换到身上，还用白酒给公公洗了最后一次脸。入棺的时候，她虔诚地说：“爹，媳妇平日里有服侍不周的地方，您老多担待吧！逢年过节，媳妇忘不了给您老烧纸焚香，上供培坟……”眼泪，从她那干涩的眼窝里慢慢溢了出来。
院子里的几家女人，聚在一起悄悄议论：“这么个老爷子，死了还哭什么劲儿？早死一天，少受气，少挨骂，好像她还没当够受气包似的……”
又过一年，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年头。那年我已念到小学五年级。饥饿真会使人做出蠢事来，我经受不住几十斤粮食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涂改了购粮证，从母亲兜里偷出几元钱，到粮店去买粮。结果，粮证和钱当场被扣了。母亲万没想到我会干出这等事，把我狠狠打了一顿。之后，气得脸色铁青，犯了心绞疼的病。陈大娘下班后，得知这件事，慢慢在我家炕沿上坐下，愣怔了半天。
“孩子，过来。”她把我叫到跟前，瞅定我的脸说，“这就跟偷是一样的呀！”我哇的一声哭了。母亲从炕上撑起身子，对我说：“你给我丢尽人了！滚出去！不许回家！”
陈大娘平和地说：“孩子哭，证明他认错了，我领他把粮证要回来就是了。”
“这是你家的粮本儿吗？”粮店的人像审讯似的问。“不，不是……”陈大娘摇摇头。“那，这孩子是你家的？”“不，也不是，是邻居家的孩子。”“邻居家的？”对方不相信地端详了我一阵，又端详了陈大娘一阵，说：“那，叫你邻居来！”“这……同志，谁来还不一样呢，孩子已经认错了，就原谅他这一次吧！”陈大娘低声下气地请求。
“光认个错就行了？”对方瞅了陈大娘一眼，把粮证放进抽屉，锁了起来。不管陈大娘再如何请求，他都不理睬我们，陈大娘只好沮丧地领着我出来了。到门口，听到那人在屋里说：“哼，八成她就是家长，怂恿自己的孩子干这种事！”听见这话，陈大娘在门外呆呆地僵立了半天。
她领着我慢腾腾地往家走，一句话都没说。走到我家门口，家里传出母亲嘤嘤的哭声。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一定是因为我做了这么丢人的事，大大伤了自尊心。我真怕母亲兴许连寻死的心都会有。
陈大娘在家门外站住了。“咱们再回粮店去。”她声音很低，可是语气很坚决。“行……”我只讷讷地吐出一个字。下雪了，西北风飕飕的，我的手和脚都冻僵了。粮店已关门，只留下一道窄缝。办公室亮着灯，有人值班。我们推门进去，见一个人正从炉子下往外扒土豆。他抬起头，奇怪地问：“你们有什么事？”“同志，就求您把粮证还给我吧！”陈大娘用乞求的语气说。“粮证？”那人递过一把扫炕笤帚，“你们快扫扫身上的雪！坐到炉边儿来，烤烤火再说，看你们冻得可够呛！”
陈大娘替我打扫干净身上的雪，把我推到炉前，又拍打了几下自己身上的雪，将来意说明后，双唇抿得紧紧的，准备无论对方怎样训斥都不开口辩护。
“唔，是这样。”那人沉吟一会儿说，“我不知道粮证放在哪儿了呀！”“就在那张桌子的抽屉里！”我鼓起勇气说。“是吗？”那人从裤兜里掏出钥匙，打开抽屉，取出粮证，“这个？”“对，就是！”陈大娘伸出一只手，想把粮证一把夺过去的样子。可是那只手还没有摸到粮证，又缩了回来，说，“同志，你就还给我吧，孩子真的认错了，他妈气得不行，你要训就训我好了！”那人说：“孩子知错就行了呗，还训什么，把粮证拿回去吧！”陈大娘接过粮证，揣进兜里，拉着我往外就走，像怕粮证又被夺回去似的。走到门口，她又站住了，转过身来，问：“同志，这……不会使你担责任吗？”
那人笑了，“这点主我还是做得了的。”他从煤炭里抓起几个热乎乎的土豆，走过来塞进我兜里，摸摸我的头，说：“记住，这样的事再也不能干了！”将我们送到门外。
天完全黑了，雪下得更大。路上，陈大娘低声问：“记住那位叔叔说的话了？”我无比羞愧地回答：“记住了。就是饿死，我也不做这样的事了……”
陈大娘叮咛：“回到家里，要跟你妈也说一遍这话！”
雪接连下了好几天。住雪那天，正好是元旦早晨。用北方人的话说，那天“冷得嘎嘎的”。我们两家把面口袋里的面抖落到一块儿，包了一顿冻萝卜馅饺子。饺子刚下锅，院子里来了个讨饭的。几户邻居都把门插上了，讨饭的挨家挨户敲门乞讨，没一家理他。最后，他来到我们两家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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