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垂下了头，脸红得发烧。
我羞惭地对那老者说：“您替我讲几句好话吧，千万别使我的名字上简报啊！”
他说：“我已经这样做了。”
他的目光那么平和。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时刻，也是最使人难以承受的目光。我觉得他那目光是穿透到我心里了。
他说：“我们到楼外走走好吗？”
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我们在楼外走着，他向我讲了许多应该怎样看待自己是一个“工农兵学员”的道理。当他陪着我走回到会议室门前，我还是缺乏足够的勇气进入。
他说：“世上没有人敢声明自己从未说过谎，进去吧！”挽着我的手臂，和我一齐进入了会议室。那一天我才知道，这位令我感激不尽的老者，原来是老教育家吴伯箫。
吴老是我到北京后，第一个引起我发自内心的无比尊敬的人。“高教”会结束后，他给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欢迎我到家中去玩。那时他家住沙滩，我到他家去过两次。第一次他赠我散文集《北极星》，第二次他赠我散文集《布衣集》，并赠一枚石印，上刻“布衣可钦”四字，他亲自替我刻的。两次去，都逢他正伏案写作。一见我，他立刻放下笔，沏茶，找烟，面对面与我相坐，与我交谈。他是那么平易近人，简直使我怀疑他是个丝毫没有脾气的人。他脸上的表情总是那么安详。与我说话时，眼睛注视着我。听我说话时，微微向我俯着身子。他听力不佳。我最难忘的是他那种目光，那么坦诚，那么亲切，那么真挚。注视着我时，我便觉心中的烦愁减少了许多许多。
那时他家的居住条件很不好，因附近正在施工，院落已不存在。他家仅有两间厢房，每次接待我的那一间，有十三四平方米，中间以木条为骨，裱着大白纸，作为间壁。里边一半可能是他的卧室，外边一半是他的写作间，一张桌子就占去了外间的大部分面积。我们两人落座，第三个人就几乎无处安身了。房檐下，生着小煤炉，两次去他家都见房檐下炊烟袅袅，地上贴着几排新做的煤饼子。
我问他为什么居住条件这样差。他笑笑，说：“这不是蛮好吗？有睡觉的地方，有写作的地方，可以了。”告辞时，他都一直将我送到公共汽车站。我向他倾诉了许多做人和处世的烦恼，他循循善诱地开导了我许多做人和处世的道理。
他对我说过：多一分真诚，多一个朋友。少一分真诚，少一个朋友。没有朋友的人，是真正的赤贫者。谁想寻找到完全没有缺点的朋友，那么他都不可能成为他自己的朋友。一个人有许多长处，却不正直，这样的人不能引为朋友。一个人有许多缺点，但是正直，这样的人应该与之交往。正直，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你的朋友们是你的镜子，你交往什么样的朋友，能衡量出你自己的品质来。我们常常是通过与朋友的品质的对比，认清了我们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北影的一位同志，从前曾在吴老领导下工作过，他敬称吴老为自己的“老师”―他已经是四十五六岁了。我常于晚上看见他在厂院内散步，却从未说过话。
有次我们又相遇，他主动说：“吴老要我代问你好。”
我们便交谈起来，主要话题是谈的吴老。
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当年他与六个年轻人在吴老直接领导之下工作，某天其中一人丢了二百元钱，向吴老汇报了。吴老嘱他不要声张，说一定能找到。过了几天，六个年轻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吴老将二百元钱交给失主，说：“你的钱找到了，不知是哪位同志找到后放到我抽屉里了。”失主自然非常高兴。当天，又有二百元钱出现在吴老抽屉里。原来他交给失主的那二百元钱，是他自己的。但对这件事，他再也没追究过。六个年轻人先后离开他时，都恋恋不舍，有的甚至哭了……
“因为吴老当时很信任我，只对我一个人讲过这件事。”我那位北影的同事说，“吴老认为，究竟谁偷了那二百元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六个年轻人中有一个犯了一次错误，但自己纠正了，这使人感到高兴啊！”
听了这件事以后，我心中对吴老愈加尊敬，他使我联想到了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
对年轻人宽宏若此，真不愧老教育家风范。
因吴老身体不好，业余时间又在写作，我怕去看望他的次数多了，反而打扰他，再未去过他家。
我最初几篇稚嫩的小说发表，将刊物寄给他。
他回信大大鼓励了我一番，而且称我“晓声文弟”，希望我也对他的作品提出艺术意见，使我愧怍之极。
信是用毛笔写的，至今我仍保存。
半年后，我出差在外地，偶从报纸上看到吴老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将自己关在招待所房间里，失声恸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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