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苗和小邵几乎同时说：“钱？”——他们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我妻子说：“就算是钱吧！可你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呢？”
我气急败坏地说：“明明是钱嘛！什么叫就算是啊？难道你们看不出这都是百元一捆儿崭新崭新的钱呀？我卖了一个肾，要不能有这么多钱吗？”
“卖了一个肾？你站好，举起双臂！”
于是老苗解开我的皮带，于是我的裤子落在地上，于是他撩起我衣襟，查看我身上有无刀口。结果可想而知。
老苗说：“哈，哈，你又撒谎！你卖了一个肾，怎么身上没刀口？”
我只得进一步撒谎，说是预售了一个肾，这笔钱是医院预付的订金……
老苗看了小邵一眼，二人又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妻子从地上抓起一捆钱，冲老苗拍几下，冲小邵拍几下，又羞又恼，眼泪汪汪地说：“你们看，你们看清楚！明明是一捆捆白纸，他偏说全都是钱！他还偏说是预售了自己一个肾的订金！我认为他就是精神失常了，可你们当领导的，为什么同意他今天出院啊？你们不能对他对我这么不负责任啊！”
我揉揉眼睛，盯住妻子手里那捆儿钱不错眼珠地死看——那明明地，千真万确地是一捆儿崭新的百元大钞！怎么在我妻眼里，在老苗和小邵眼里，是一捆儿白纸呢？
我提起裤子，默默扎好皮带。蹲下，从地上捡起一捆儿钱，也像我妻子一样拍着问她：“你眼睛有毛病啊？这不是一捆儿钱呀？”
妻瞪着我反问：“你眼睛有毛病啊？哪是一捆儿钱呀？”
老苗和小邵也瞪着我。尽管他俩嘴上什么都没说，但我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他们心里也在说和我妻子同样的话。
小邵挠挠头，对老苗说：“看来，问题有点儿不好办了呢！要不，我先向曲副市长请示一下，再决定带不带他出院？”
老苗说：“小邵你别。咱们不能什么意外的情况都往领导那儿推嘛！也许这家伙又在拿我们开心，还是让我先来郑重地问问他。”
于是他掏出烟，叼上了一支，还抛给我一支，还擎着打火机管我点烟……
我将钱一捆儿一捆儿全收入皮箱，包括我妻子手中那一捆儿也被我夺下收入皮箱。之后坐在地上，搂抱着皮箱，望着老苗吞云吐雾。我暗暗打定主意，头可断，血可流，皮箱里的十五万是绝不可失的！
老苗冷冷地问：“邵秘书刚才的话，你听清楚了？”
我点点头。
他又问：“皮箱里一捆儿一捆儿的，究竟是钱，还是白纸？”
我一时犹豫，不敢坚持说是钱，但也不肯说是一捆捆白纸。如果连我自己都承认那不过是一捆捆白纸，那它们不就更不是钱了吗？我不就更没法儿花它们了吗？
小邵见我犹豫，接着老苗的话旁敲侧击地说：“梁老师，当着嫂子，我想，我得比较郑重地对您说明一下。我和老苗来的目的，本是要接您出院的，但您若非坚持说那皮箱里都是钱，不是白纸，那可就太使我俩为难啦！”
老苗又说：“是啊是啊，那你就还得在这精神病院里住下去。”
我低声问：“住到何时？”
老苗说：“起码得住到你不再将一捆捆白纸当成一捆捆钱那一天吧？”
我妻子说，对，我同意。他起码得住到那一天，否则能算个精神起码正常的人吗？
我一一扫视他们。暗自权衡利弊，决定以改口为上策。
我笑了。先是无声微笑，接着连自己也没法儿控制地哈哈大笑，笑得抱着皮箱在地上打滚儿，笑得透不过气儿来。笑得他们面面相觑，瞧着我目瞪口呆，都有点儿忐忑不安。
我妻子尤其不安。她甚至问老苗要不要去找医生或护士。
我一听立刻止笑。说亲爱的找什么医生找什么护士呀？你们都当的什么真呀？我不过又逗你们玩儿呢！我打开皮箱，指着一捆捆百元大钞，煞有介事地说这哪儿是钱呢？老苗，当钱白送给你，你要吗？你肯定不要吧？小邵，当钱白送给你，你要吗？你肯定也不要嘛！这些纸边儿，是一位在印刷厂工作的朋友来探视我时带给我的。我要是为了做记录卡片儿，也只能做记录卡片儿用嘛是不是？你们怎么毫无幽默感呢？
于是老苗也笑了。
于是小邵也笑了。
老苗说，那么我来一捆儿，我也当记录卡片儿用！
他不客气地拿了一捆儿就塞入他皮包里。
小邵说，我也来一捆儿。当记录卡片用是挺好的！也不客气地拿了一捆儿塞入皮包里。
列位！两捆儿崭新的百元大钞哇！每捆儿一万，两捆儿就是两万啊！就这么被别人当成两捆儿白纸拿去了！十五万变成十三万了！我比小悦还他妈的少两万了！我心疼得肝儿颤。心疼得想号啕大哭！心疼得想和老苗和小邵拼命！
可我能不许他们把我的钱塞入他们各自的皮包么？在他们看来那不过是两捆儿白纸，我又有什么法子呢？又能怎样奈何他们呢？
我还得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拿吧拿吧，一人再拿一捆儿也行！
老苗说，既然你这么大方，那我就再拿一捆儿！
他他他，他妈的老苗这个王八蛋，居然又抓了一捆儿塞入他皮包！
小邵说，这纸的确挺好。一捆儿对我这个做秘书的人来说似乎太少了点儿。老苗，其实我每天记录所用的纸比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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