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居高临下地对我说：“韩书记也打算来视察咱们‘尾文办’了。”
我问：“你怎么知道？”
他说：“小邵向我透露的。”
我问：“小邵又怎知道的？”
他说：“是曲副书记告诉小邵的。曲副书记让小邵通知我们，提前做些必要的精神准备。”
我无法再忍受他那种居高临下的、自恃功劳大的目光，却又没理由将他从沙发上请到地上坐着，于是起身一屁股坐到了我的办公桌上。这样，我们的目光起码是互相平视着了。
我说：“这可就怪了！曲副书记为什么不直接给我打电话呢？为什么非要让小邵给你老苗打电话呢？如果你们之间以后成了单线联系，我这个主任不就显得多余了吗？”
老苗又城府很深地笑了笑。他一句一停顿地，完全是用一种教训的口吻说：“你呀，还是太年轻。连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通常道理都不懂。这是个心胸大小的问题。但也可以认为是个素质高低的问题。有些人的事业半途而废，往往就栽在这一点上。曲副书记不直接给你打电话，而让小邵给我这位顾问打电话，恰恰证明人家曲副书记在处理和咱们的关系方面，在许多细节上都有章有程、循规蹈矩的。因而也就无懈可击，避免了瓜田李下、授人以柄。你梁大主任应该虚心学习曲副书记这一点才是。”
尽管老苗分明是在教训我，尽管我早已不习惯于被人教训了，但我还是以沉默的方式容忍了。因为他给我带来的毕竟是一个好消息。一个对我而言，简直怎么高兴都不过分的好消息。一个这样的好消息，是足可以扫荡几十次被人教训的不快的。不必再问老苗我就清楚地知道，韩书记视察“尾文办”的动意，那一定是在曲副书记的直接影响下才产生的。
我在内心里暗暗说——曲副书记啊，你真如同我的再生父母啊！你真不愧是我最可敬最可爱的人呀！如果一切领导干部都能像您一样，都能以您为榜样——收受了对方的钱就为对方办事儿，收受了对方大笔的钱财就积极主动地、超出对方要求和愿望地去为对方办大事，办对方想办而不知如何办的事，那将会有许多人就没意见了。而我梁某一定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我进一步想，正如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可行的国策一样，使一部分人先对世风没意见了，也应该成为官员端正自我形象的大略方针嘛！
列位，如果你们以为老苗肩负着沉重的鳄鱼尾巴，不辞辛劳地从他家赶来，就是为了给我带来好消息的，那你们便又错了！
其实他另有目的。关于韩书记要来视察的消息，不过是开场白，是一个前来的由头。
我看出了这一点。他教训完我以后，我们长久地沉默着，不给他巧妙过渡话题的时机。我放下酒杯，抓起遥控器，又换了一个频道，继续看电视。
他一小口一小口饮着XO，也讪不搭叽地看起电视来。他每饮一口，都发出“吱”的一声。接着喉间咕噜一响，我觉得他那会儿像一个被大人冷落一旁，而又不甘被冷落，存心弄出点儿古怪动静，希望引起大人充分注意的孩子。我心中暗笑，偏一眼都不朝他瞥，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似的。我想他是感到了尴尬的。再厚脸厚皮的一个人，也是会感到尴尬的。他更不安宁了，不停地扭动身躯，于是那只可怜的沙发就一阵阵发出呻吟。他那折为三叠，坐在屁股和沙发垫之间的尾巴的机械关节，也咯噔咯噔地阵阵作响。
他终于沉不住气了，自言自语般地说：“主任，那我走吗？”
听来像在请示我，其实分明地是在要求我注意到他的存在，挽留他。
我才不挽留他呢！我说：“你走吧！”——仍不看他。
他却赖着不走，又讪不搭叽地说：“时间还不算晚，反正我回家也没什么事儿，再坐会儿。”
我不接他的话茬儿，目光也不离开电视屏幕，并将电视消了声，只看画面儿。而从他坐的角度，是看不到电视屏幕的。而他那一杯XO，已经饮光了。
室内一时就很静。
大约过了半小时，但听他小声说：“我可以再来半杯吗？还要XO。”我说：“没人侍候你。”他沉默片刻，怏怏地嘟哝：“那就算了，我自己懒得起身。”我装没听见，不予理睬。
又过了半小时，他言不由衷地说：“我看我还是走的好。”——语调由怏怏而悻悻了。
我说：“我看你也还是走的好。”
于是他就笨拙地站了起来，缓慢地向门口转过身，刚迈出一步，却收回了脚，仿佛不经意间想起了似的说：“哦对了，主任，你顺便把这个也签了吧！”
他从兜里掏出一页折了几折的纸，迈着巨熊似的步子走向我，将那页纸递至我面前。肩负鳄鱼尾巴的沉重，使他在室内的行动姿态总像九旬老妪。
我问：“这是什么？”
他说：“就是那个那个……你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嘛！”
我展开一看，是一份电脑打的证据书。字不多，但极大，寥寥的几行，清清楚楚地阐明他对义尾厂合法拥有百分之十的股份。
原来老家伙的目的在这儿！
“我的名字，我已经签上了！你的名字，早晚也得签上。我想还是立个证据好。免得以后纠缠不清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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