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激当年兵团宣传部的崔干事。他培养我成为兵团的文学创作员。他对于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就是我的小说《又是中秋》中的“老隋”。
他后来因经济案被关押在哈尔滨市的监狱中。
虽然他是犯人，我是作家——但我对他的感激此生难忘。如曝他的案件所涉及的仅是几万元，或十几万元，我一定替他还上。
但据说是二三百万元，也许还要多，超出了我的能力。每忆起他，心为之怆然。
我感激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当我被惩处性地“精简”到那里，他们以友爱容纳了我，在劳动中尽可能地照顾我。仅半年内，就推荐我上大学。一年后，第二次推荐我。而且，两次推荐，选票居前。对于从团机关被“精简”到一个几乎陌生的知青群体的知青，这一般情况下是根本没指望的。若非他们对我如此关照，我后来上大学就没了前提。那时我已患了肝炎，自己不知道，只觉身体虚弱，但仍每天坚持在劳动最辛苦的出料流水线上。若非上大学及时解脱了我，我的身体某一天肯定会被超体能的强劳动压垮……
我感激复旦大学的陈老师。这位生物系抑或物理系的老师的名字我至今不知。实际上我只见过他两面。第一次在团招待所他住的房间，我们之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算是“面试”。第二次在复旦大学。我一入学就住进了复旦医务室的临时肝炎病房。我站在二楼平台上，他站在楼下，仰脸安慰我……
任何一位招生老师，当年都有最简单干脆的原则和理由，取消一名公然嘲笑当年文艺现状的知青入学的资格。陈老师没那么做。正因为他没那么做，我才有幸终于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而这个机会，对我的人生，对我的人生和文学的关系，几乎是决定性的。
如果说，我的母亲用讲故事的古老方式无意中影响了我对故事的爱好，那么——崔长勇，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复旦大学的陈老师，这三方面的综合因素，将我直接送到了与文学最近的人生路口。他们都是那么理解我爱文学的心，他们都是那么无私地成全我。如果说，在所谓“人生的紧要处其实只有几步路”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是推我跨入那几步路的恩人。
我感激当年复旦大学创作专业的全体老师。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三年。我在这样的三年里读大学，自然会觉得压抑。但于今回想，创作专业的任何一位老师其实都是爱护我的。翁世荣老师，秦耕老师，袁越老师，又简直可以说对我关怀备至。教导员徐天德老师在具体一两件事上对我曾有误解。但误解一经澄清，他对我仍一如既往地友爱诚恳。这也是很令我感激的……
我感激我的大学同学杜静安、刘金鸣、周进祥。因为思想上的压抑，因为在某些事上受了点儿冤屈，我竟产生过打起行李一走了之的念头。他们当年都曾那么善意又那么耐心地劝慰过我。所谓“良言令人三月暖”。他们对我的友爱，当年确实使我倍感温暖。我和小周，又同时是入党的培养对象。而且，据说二取一。这样的两个人，往往容易离心离德，终成对头。但幸亏他是那么明事明理的人，从未视我为妨碍他重要利益的人。记得有一天傍晚，我们相约了在校园外散步，走了很久，谈了很多。从父母谈到兄弟姐妹，谈到我们自己。最后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我们天南地北走到一起，实在是一种人生的缘分，我们都要珍惜这缘分。至于其他，那非是我们自己探臂以求的，我们才不在乎！从那以后到毕业，我们对入党之事超之度外，彼此真诚，友情倍深……
我感激北影。我在北影的十年，北影文学部对我任职于电影厂而埋头于文学创作，一向理解和支持，从未有过异议。
我感激北影十九号楼的众邻居。那是一幢走廊肮脏的筒子楼。我在那楼里只有十四平方米的一间背阴住房。但邻居们的关系和睦又热闹，给我留下许多温馨的记忆……
我也感激童影。童影分配给了我宽敞的住房，这使我总觉为它做的工作太少太少……
我感激王姨——她是母亲的干姊妹。在我家生活最艰难的时日，她以女人对女人的同情和善良，给予过母亲许多世间温情，也给予过我家许多帮助……
我感激北影卫生所的张姐——在父亲患癌症的半年里，她次次亲自到我家为父亲打针，并细心嘱我怎样照料父亲。
我感激北影工会的鲍婶，老放映员金师傅，文学部的老主任高振河——父亲逝世后，我已调至童影，但他们却仍为父亲的丧事操了许多心……
我甚至要感激我所住的四号楼的几位老阿姨们。母亲在北京时，她们和母亲之间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给了母亲许多愉快的时光……
我还要感激我母亲的干儿女单雁文、迟淑珍、王辰锋、小李、秉坤等。他们带给母亲的愉快，细细想来，只怕比我带给母亲的还多……
我还要感激我哥哥的初中班主任王鸣岐老师。她对哥哥像母亲对儿子一样。哥哥患精神病后，其母爱般的老师感情依然，凡三十余年间不变。每与人谈及我的哥哥，必大动容。王老师已于去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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