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是被那一只单独关在笼中的大公鸡啼醒的。
我站在二楼的廊上，看了一下时间，才六点多一点。我眼前，远远近近，尽是茶农们的身影。茶农们采茶那一种劳动，决然是悄无声息的劳动。
二楼的一张桌子上，铺了块塑料布，而塑料布上，已摊着不知是谁采回的一些茶芽了，大约有二两。我情不自禁地将那些茶分成了两份；接着又将其中的一份分成了十等份。我再数其中的一小份，共二百九十几枚新芽。那一小份约一两，时价一元四角钱。那一元四角钱，要由近三百次采放的动作才能挣到……
友人其时打来了电话，问这茶村是否符合我的“家园”理想？
我嗫嚅着不知如何回答，放下电话竟想到了民间对我们文人惯常所讥的一个词，那就是——“酸臭”。
这一天主人们回来得较早，因为要为我炖鸡。
老妈妈又采了满满一大背篓大叶子茶，一进门就让我帮她称一称——十二斤多，值七元多钱。
七十四岁的老妈妈于是欣慰地笑了，紧接着她背起茶篓就去卖。我要替她去卖，她拒绝了。她说卖茶是她一天中最高兴的事。我陪她出门，七十四岁的老妈妈又对我说：“儿有女有，不如自己有。万一我哪一天病了呢？我要趁现在还能采，抓紧时间为自己挣下点儿医药费，免得到时候完全成了儿女的负担。”
望着老妈妈佝偻着身子背着大背篓渐行渐远，我心亦敬亦悲……
回到屋里，我将所带的几千元钱，悄悄掖在老妈妈的褥子下。我想，我的老母亲已去世了。就算友人的这一位七十四岁的老妈妈是我的一位干妈吧，那么我的做法岂不是很自然吗？
我又想，我们中国人，其实都该算是神农氏的后人。全人类的财富，最初都是由土地所得的。只不过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还有一位七十四岁的老人家，如此这般接近本能地辛劳着，令人难免会产生一种古代感。而她的身上，在我看来，还似乎有着一种超农的神性。那神性使我这种到处寻找所谓“精神家园”的人反而显出了精神的猥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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