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妈妈我是怕你死……它吸你的血……”
母亲低头瞧我，怔了一刻，默默把我搂在怀里，搂得很紧……
小鸡终于全孵出来了，一个个黄绒似的，活泼可爱。它们渐渐长大，其中有三只母鸡。以后每隔几日，我们便可吃到鸡蛋了。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吃，对那些鸡我却有着种特殊的情感，视它们为通人性的东西，觉得与它们有着一种血缘般的关系……
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共和国处在艰难时期。国营商店只卖一种肉——“人造肉”，淘米泔水经过沉淀之后做的。粮食是珍品，淘米泔水自然有限。“人造肉”每户每月只能按购货本买到一斤。后来“人造肉”因收集不到足够生产的淘米泔水，便难以买到了。用如今的话说，是“抢手货”。想买到得“走后门儿”。
母亲下班更晚了，但每天带回一兜半兜榆钱儿。我惊奇于母亲居然能爬到树上去撸榆钱儿。然而那就是她在厂里爬上一些高高的大榆树撸下的。
“有‘洋拉子’吗？”
我们洗时，母亲总要这么问一句。
我们每次都发现有。
我们每次都回答说没有。
我们知道母亲像许多女人一样，并不胆小，却极怕树上的“洋拉子”那类毛虫。
榆钱儿当年对我们如同佳果。我们想的只是母亲可别由于害怕“洋拉子”就不敢给我们再撸榆钱儿了。如果月初，家中有粮，母亲就在榆钱儿中拌点豆面，拌了盐，蒸给我们吃。好吃。如果没有豆面，母亲就做榆钱儿汤给我们喝。不但放盐，还放油。好喝。
有天母亲被工友搀了回来——母亲在树上撸榆钱儿时，忽见自己遍身爬满“洋拉子”，惊得掉下来……
我对母亲说：“妈，以后我跟你到厂里去吧。我比你能爬树，我不怕‘洋拉子’……”
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厂里不许小孩进。”
第二天，我执拗地跟母亲去上班了。无论母亲说什么，把门的始终摇头，坚决不许我进厂。
我只好站在厂门外，眼睁睁望着母亲一人往厂里走，不回家。我想母亲绝不会将我丢在厂外的。没多久，我听到母亲在低声叫我。见母亲已在高墙外了，向我招手。我趁把门的不注意我，沿墙溜过去，母亲赶紧扯着我的手跑，好大的厂，好高的墙。跑了一阵，跑至一个墙洞口，工厂从那里向外排污水，一会儿排一阵，一会儿排一阵。在间隔的当儿，我和母亲先后钻入到了厂里。面前榆林乍现，喜得我眉开眼笑。心内不禁产生了一种自私的占有欲——都是我家的树多好！那我就首先把那个墙洞堵上，再养两条看林子的狗。当然应该是凶猛的狼狗！
母亲嘱咐我：“别到处乱走。被人盘问就讲是你自己从那个洞钻进来的。千万别讲出妈来。要不妈妈该挨批评了！走时，还要钻那个洞！”
母亲说完，便匆匆离开了。
我撸了满满一粮袋榆钱儿，从那个洞钻出去，扛在肩上，心内乐滋滋地往家走，不时从粮袋中抓一把榆钱儿，边走边吃。
结果我身后跟随了一些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馋涎欲滴地瞅着我咀嚼的嘴。
“给点儿！”
“给点儿吧！”
“不给，告诉我们在哪儿的树上撸的也行！”
我不吭声，快快地走。
“再不给就抢了啊！”
我跑。
“抢！”
他们追上我，推倒我……
我从地上爬起时，“强盗”们已四处逃散，连粮袋儿也抢去了。
我怔怔地站着，地上一片踏烂的绿。
我怀着愤恨走了。
回头看，一位老妪在那儿捡……
母亲下班后，我向母亲哭过自己的遭遇，凄凄惨惨戚戚。
母亲听得认真。凡此种种，母亲总先默默听，不打断我的话，耐心而怜悯的样子，直至她的儿女们觉得没什么补充的了，母亲才平静地作出她的结论。
母亲淡淡地说：“怨你。你该分给他们些啊，你撸了一口袋呀！都是孩子，都挨饿，那么小气，他们还不抢你吗？往后记住，再碰到这种事儿，惹人家动手抢之前，就先主动给，主动分。别人对你满意，你自己也不吃亏……”
母亲往往像一位大法官，或者调解员，安抚着劝慰着小小的我们与社会的血气方刚的冲突，从不长篇大论一套套地训导。一向三言两语，说得明明白白，是非曲直，尽在谆谆之中，并且表现出仿佛绝对公正的样子，希望我们接受她的逻辑。
我们接受了，母亲便高兴，夸我们是好孩子。
而母亲的逻辑是善良的逻辑，包含有一个似无争亦似无奈的“忍”字。
仅仅为使母亲高兴，我们也唯有点头而已。
一场雨后，榆钱儿变成了榆树叶。
榆树的新叶也能做“小豆腐”。而做榆树叶汤，滑滑溜溜的，仿佛汤里加了粉面子。
母亲厂里的食堂将那片榆树林严密地看管起来了，榆树叶成了工人叔叔和阿姨的佐餐之物。
别了，暄暄腾腾的“小豆腐”……
别了，绿汪汪的滑溜溜的榆树叶汤……
别了，整个儿那一片使我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并幻想伺以狼狗严守的榆树林……
母亲却依然有东西带回家来给我们，鼓鼓的一小布包——扎成束的狗尾巴草。
狗尾巴草不能做“小豆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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