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冬季的一天，从白天到黑天，一直下着很大的雪。母亲那一天下班特别晚，带回来一个陌生人。
母亲的脸，照例是黑的。“低头，高抬脚，慢点落脚，再慢落一脚……”母亲先进得屋来，引着这人的一只手，提醒着，将这人引进屋来。亏得母亲心细，这人没被碰了头，也没被吓一跳。那人的脸比母亲的脸更黑，因而看不出年龄。从脸黑这一点却不难得出肯定的结论，那人是和母亲同样做临时工的，和母亲一块儿卸过煤。头戴和母亲同样的狗皮帽子，身套和母亲同样长过膝盖的大棉坎肩儿。脚穿和母亲同样的棉胶鞋。
母亲从炕上拿起笤帚，一边扫落那人身上的雪花，一边说：“你瞧，我家就是这么个破烂样子，这几个都是我的孩子……绍生，快给我们倒洗脸水……”
那人的黑脸上唯独一双眼睛是干净的，眼神儿有点怅惘，有点拘谨。他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分明因为我家比他想象的还不如，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我舀了大半盆凉水，轻轻放在他脚旁。
他见屋里没个能从容洗脸的地方，就一声不响地端起盆，转身走到外屋去了。
母亲便也摘下帽子，脱掉坎肩儿，跟到外屋去洗脸。
母亲又进屋来舀了两次水。
我们几个孩子，则在里屋面面相觑，彼此交换着惊奇的目光。
终于，母亲和那人又走进屋来了。
我们的惊奇顿增十倍。“他”竟是女的，一个大姑娘！
我们家住的那地方，当时被铁丝工厂占了，新盖起一幢三层楼房。邻居们都迁走了。因为房东想多要钱，在斤斤计较地和厂方耍赖皮，高楼下仅剩我们家东倒西歪的破房子，四周被还没有清除的建筑垃圾包围着。邻居们迁走后，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外人迈进我们家的门槛儿了。没有人串门儿的家，对孩子们来说，是异常冷清寂寞的家。我们家在哈尔滨市又没有任何亲戚互相走动，生活的冷清寂寞就更令我们难耐。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是早都在巴望着，随便有个什么人，能够知道在这座城市里，在这幢高楼后面，在一堆堆建筑垃圾的包围之中，有我们一家人生活着。只要这个人看得起我们，我们就会将我们全家真挚的、充满敬爱和感激的情意奉献给这个人。这大姑娘那一天变戏法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不但令我们惊奇，而且令我们非常高兴。
她长得很俊美呢！起码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她将那件脏而笨重的棉坎肩儿脱在外屋了，也脱去了工作服，向我们展出一件半新的红底儿黑花的紧身小袄。她比母亲高半头，这在女人们来说，是很值得羡慕的所谓“适中”身材了。虽然穿着棉袄棉裤，还是看得出，她的身材苗苗条条，不胖也不瘦。也许是刚用凉水洗过脸的缘故吧，使她的脸色看上去那么红润。眼边的煤灰却是未洗尽，一双温良的眼睛仿佛描了眼圈似的，显得又大又有神。
在我和弟弟妹妹眼里，她完完全全是个大人。而她这个大人，看上去也不过十七八岁。弟弟妹妹们一溜趴在炕上，傻呆呆地瞪眼瞧着她。
在我们不懂礼貌的盯视下，她有些发窘地侧着身，双手攥着搭在胸前的一条粗辫子，轻声问母亲：“大姐，有木梳吗？”
“有、有……”母亲应着，赶紧拉开破桌子的抽屉，寻找出我家中唯一一把断了好多齿的木梳。
她接过木梳，就拆散了辫子，梳起头发来。
“里边趴着去！就这么一张炕，都让你们趴满了！”母亲对着弟弟妹妹们吆喝。
于是弟弟妹妹们就一堆儿缩到炕角去了。
“坐炕沿上梳吧。”母亲轻轻地将她推坐在炕沿上。
我低声问：“妈，我给你们热饭吃吧？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吃过了。”
母亲说：“我自己热吧。挑两棵白菜，洗一个萝卜，我做汤……”
母亲看了那大姑娘一眼，挨着她坐在炕沿上，推推她的肩膀，问：“你怎么不说话？”
她只是一下一下地梳着长发，也不抬头。
母亲又说：“如果，你是嫌弃我这个家，今晚我就只留你住一宿，明天我再替你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找个好住处安身……如果，你还肯将就我这个家，你就长久地住下来，住多久我也不会撵你搬走。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盖的，就有你盖的……”
她还是不吭声，还是不抬头。木梳，在乌黑的长发上缓缓地梳理着，将她那长发梳得顺溜儿极了。
我们见她这样子，都觉得大大地失望，猜想她准是不愿在我们这样一个家里长久住下。
我一边扒白菜洗萝卜，一边偷眼瞧那大姑娘，真希望她说一句“我住下”，或者点一下头。
她却像个哑巴，头垂得更低了。
母亲见她始终不回答，表情就有些尴尬，便缓缓地站起身，去切菜。
“大姐，你每月收我多少房钱？”她忽然抬起头，用极小的声音向母亲发问。
“瞧你问的，什么房钱不房钱的？”母亲停止了切菜，转脸瞧着她说：“房子不是我的，我能做二道房东吗？你要愿住下，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
那张我认为非常之俊美的脸上，花朵绽放般地呈现出了一种心喜意悦的微笑，她复低下头说：“那……我愿长久住下……”仍继续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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