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以细粮为主的家庭不多。生活较优越的家庭每月三分之二吃细粮。生活一般的家庭一半吃细粮，生活贫穷的，每月仅吃三分之一或更少的细粮。那也就差不多仅够丈夫一个人吃和带饭了。倘家中有老人有小儿女，受优待跟丈夫们沾点儿吃细粮的光。于是，也就几乎只有妻子自己吃粗粮了。
虽然如此，她们也无怨言。甚至，会认为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之事。更甚至，不愿实情被外人所知。当然是不愿在这一点上被别人家的妻子们同情和怜悯。因为在这一点上来自别人家的妻子们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她们，似乎意味着自尊所受的伤害。
五十年代也有羡人富笑人穷的现象。与现在比，不是什么咄咄逼人的现象，但也毕竟不是令穷人家愉快的现象。
“瞧她，哪儿像个妻子，像雇的个老妈子！做在前，吃在后，而且只能吃粗粮糙饭！”
这是当年左邻右舍口舌尖刻的女人们，对穷家妻的讥嘲之一。话里包含着对穷家丈夫的谴责，实际上也包含了对穷家妻的女主人地位的贬损，因而使穷家妻的自尊最受不了。
于是，她们常常嘱咐儿女，对外人要讲全家都吃一样的饭菜。
经母亲告诫过的小儿女们就回答吃一样的饭菜。
于是维护了母亲家庭地位的尊严。
未经母亲告诫过，或忘了母亲告诫的小儿女们，往往“泄密”。
于是其母亲每每遭别家女人们背后的议论。
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尤其平民阶层以及底层人家的女性，在社会上完全无地位可言。其家庭地位如何，自然的，往往的，就成了暗比高低的唯一方面。这一种互比，又往往构成女性之间的伤害。但属于只要心理承受能力强些，完全可以不当一回事儿的小伤害。不涉及直接利益冲突，企图造成更大的伤害也没可能性。但也有一方心理承受能力薄弱，或另一方尖刻得放肆，于是引起争吵之事。争吵起来，也无非由是街道组长的女人出面两厢批评一通，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丈夫们早饭吃得满意，对饭盒里的内容面呈悦色，则他们出门后，妻子们的心情那一天从早舒畅到晚，直保持到丈夫们下班回到家里，笑脸迎之。否则，妻子们一整天忐忑不安，并会一整天都在自责做妻子的最主要的义务之一没尽到，开门迎夫之际，表情和言语倍加小心。
对于五十年代的妻子们，侍奉好丈夫们似乎是第一位的责任。而抚育儿女反是第二位的责任了。
丈夫们上班后，家才是女人们的天下。她们的女主人的地位，才开始较充分地体现。丈夫们在家，就好比皇帝坐驾金銮宝殿。哪怕他是“明主”，而她在他眼中的地位又颇高些，也不过就是近身侍臣的角色罢了。一言一行，免不了总是要察言观色的。更有卑顺者，唯夫之命是从。经济是基础，因她们的操劳并不直接体现于奠定家庭经济基础方面，故腰板怎么也挺不起来。实际家庭地位之低，虽新中国成立以后，并无本质的改善。一半是妻，一半是仆妇。由于家庭文化背景的先天欠缺，以及夫妻二人文明意识的长期蒙昧，这一种情况，在平民之家和贫民之家，反而尤普遍，尤甚。
当年我以少年的眼，在许许多多这样的家庭里，见惯了那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凳子横于前一脚跨过去，油瓶倒了也不弯腰扶一下的丈夫们，不以为怪。渐渐觉得天下做丈夫的男人们，不但必定都是这样的，而且理所当然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的丈夫们在家时，妻子们的真性情是很受束缚的，心理也很受压抑。甚至可以说，很受到心理的压迫。
当年我又以少年的眼，观察到过这样的生活现象——丈夫前脚出家门，妻子立刻获得了解放似的。她倏忽地变了，整个人的状态完全轻松了。她竟会一边干这干那，一边哼着唱着。她以熟练工的麻利里里外外同时兼顾，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居然比丈夫在家时做得还有章法。此时家务之对于她仿佛已不再是义务，而简直是喜欢干的事，从中体会着别人不大体会得到的愉快……
接着，她唤醒儿女，安排大的吃了饭去上学，帮小的穿衣服给他们洗脸。
儿女们吃饭时，她在叠被子，整理床。
待儿女们也都吃罢了，她才坐到饭桌旁。结果是饭菜凉了。倘家中还有老人，那么她得像照料儿女们一样再照料一番老人。她得热一遍饭菜，服侍老人吃。无老人，则省了份儿心。
待她也吃罢了，上学的儿女上学去了，不上学的儿女或在家里待在一个角落玩儿着，或出去玩儿了。
此时，家里一般肃静了。于是她刷洗盘碗，扫地擦灰。忙了一通，九点来钟，家清洁了。
于是她摘下围裙，自己才开始洗脸，梳头。随后，她出门了。如果是夏季，各家的女人们，都坐着小凳聚在院子里聊天。聊天是家庭妇女们传统的社交方式。她们嘴上聊着，手却不闲，或补袜子，或缝衣服，或纳鞋底儿，或绣花儿。
五十年代，毛衣属高级之物。毛线非是寻常人家舍得买的东西。所以五十年代的一般家庭妇女们，其实大多数并不会织毛活儿。她们中有些人是后来会的。是长大了的女儿们将毛线买回家，并将织毛活儿的针法带回家，她们首先向自己女儿们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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