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龙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从他口中说出“病故”二字而非“死”字，使我感觉到了他心口那一种疼的深重——不知他要对自己进行多少次提醒，才能从头脑中将“死”字抠出去，并且铆入他不习惯说的“病故”二字，吸收足了他对他母亲的怀念之情。
我的心口也不禁疼了一下。那样一家，没有了卢婶，好比一棵树在不该落叶的季节，掉光了它的叶子。
我又没话找话地说了几句什么，逃脱似的起身告退。
“二哥……”我已站在门口时，玉龙叫了我一声。
我扭回头，见卢家人全都望着我。
卢叔凄笑着说：“大老远的，你还想着给叔带几盒好烟回来，叔多谢了。”
我说：“院里每位叔都有的。”
卢叔说：“那你给我的也肯定比给他们的多。”
而玉龙说：“二哥，我们全家都祝贺你是名人了。”
我又不知说什么好。
卢家的儿女们，一个个虔诚地点头。
因为我哥哥几天前又犯病了，我的家也笼罩在愁云忧雾之中；家人竟都没顾得上告诉我卢婶病故了……
第二年春季，父亲到北京来看孙子。
父亲告诉我，卢叔也病故了。
父亲夸玉龙是个好儿子，为了给卢叔治病，将他家在后院盖的一间小砖房卖了。
父亲惋惜地说：“因为急，卖得也太便宜了，少卖了五六百元。如果不卖，等到动迁的时候，玉龙和玉荣兄弟俩就会都有房子结婚了。”
父亲最后说：“但玉龙是为了使你卢叔走前能用上些好药，少受些罪。他做得对，所以全院都夸他是个好儿子。”
夏季，玉龙忽一日成为我在“北影”的家的不速之客——将近一米八的个子，一身崭新的铁路制服，一表人才。
他说他父亲当年的“问题”得到了纠正，所以他才能有幸成为一名铁路员工。
我问他具体的工作是什么？他说在货场管仓库，说得很满意。
他反问我：“二哥，我文化也太低呀！所以应该很满意啊，对不对？”
我和我的父亲连说：“对、对。”
我和父亲特为他高兴。
他怕误了返回哈市的列车，连午饭也不一块吃，说走就走。
我和父亲将他送出“北影”大门外。
他说：“真想和大爷和二哥合一张影。”可临时哪儿去借照相机啊！当年连我这种人还没见过手机呢！
父亲保证地说：“下次吧！下次你来之前怎么也得先通个气儿，好让你二哥预先借台照相机预备着。”
玉龙说：“大爷，我爸妈都不在了，有时我觉得活得好孤单，我以后可不可以把您当成老父亲啊？”
父亲连说：“怎么不可以！怎么不可以！”
玉龙看着我又说：“那二哥，以后你就好比是我的亲二哥了吧。”
我说：“玉龙，我们的关系不是早就那样了吗？”
望着玉龙走远的背影，父亲喃喃自语：“好孩子啊！也算熬到了出头之日了，他弟弟妹妹们有指望了……”
两年后，我有了正式工作不久的三弟“下岗”了。
那一年的冬季玉龙又出现在我面前，穿一件旧而且破了两处、露出棉花的蓝布面大衣，看去像个到北京上访的人。他很疲惫的样子，不再一表人才。我讶异于他为什么穿那么一件大衣，以为大衣里边肯定还穿着铁路员工的蓝制服。但他脱下大衣后，上身穿的却是一件洗褪了色的紫色秋衣，显然又该洗澡了。
玉龙说：“二哥，我下岗了。”
我一时陷于无语之境。
他买了我写的十几本书，说是希望通过送书的方式结识什么人，帮自己找到份能多挣几十元钱的活干，说再苦再累他都干，只要能多挣几十元钱。
我一边签自己的名，一边问他弟弟妹妹们的情况如何？
他说，他弟玉荣的病还是时好时犯，好时就找临时的工作，一向只能找到又累又挣钱少的活儿，干到再次病倒了算。他姐有小孩了，也“下岗”了。他两个妹妹同样没有正式工作。
我听着，机械地写着自己的名字，不忍抬头看他，宁愿一直写下去。
书中有一本是《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我正要签上名，玉龙小声说：“二哥，这本不签了吧。”
我头也不抬地问：“为什么？”
他说：“你就听你弟的吧。”
我固执地说：“这一本书我写得不那么差。”
他沉默片刻，以更小的声音说：“二哥，不瞒你，有看了这一本书的人，撺掇我告你。”
我这才想到，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我写到的一个人物用了卢叔的真姓，但却加在了书中那个“卢叔”身上一些虚构的成分，还是那种有理由使卢家人提出抗议的虚构成分。我终于放下笔，缓缓抬起头，以内疚极了也怜悯极了的目光看定他说：“玉龙，你起诉二哥吧。你有权利也有理由起诉我，那样你会获得一笔名誉补偿金，而那也正是二哥愿意的。”
我说的是真诚的话。
事实上每次见到玉龙，我必问他缺不缺钱？而他总是说不缺，说真到了缺的时候，肯定会向我开口的。然而，我觉得他肯定永远不会主动向我开口的。据我所知，卢叔卢婶在世时，生活最困难的卢家，不曾向院里的任何一户邻居开口借过钱。在这一点上，卢家儿女有着他们父母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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