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读书对人究竟有什么好处，我想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在下乡之前或者在“文革”之前看过托尔斯泰的一个短篇叫做《舞会以后》，讲的是在要塞中做上尉副官的主人公伊凡爱上了司令官的女儿，那姑娘是相当俊美。有一天这个司令官的花园里正举行派对，绅男淑女在月光下，挽着手臂浪漫地谈诗、谈爱情、谈崇高的情操、谈人格的力量等；而就在花园的另一端，在实行着鞭笞，在鞭打一名开小差的士兵，因为他回家去看了自己生病的孩子。这时就有了伊凡和司令官女儿的对话，他问那女孩为什么，女孩告诉他原委。他说你去替我请求你的父亲可以终止了，因为我已经暗数了已经鞭笞的次数。那女孩说，不，我不能，这是我父亲的工作，他在执行他的工作，以后你如果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你应该习惯这一点。伊凡吻了她的手之后告辞了，他在心里面对自己说：上帝啊，哪怕她是仙女下凡，我也不能爱这样的女孩。这样的女孩之可怕就在于，我们从二战中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纳粹军官和他的妻子孩子们可能正在领导督察，他们显示出德国上流社会的某种姿态。
一个人在他少年的时候读到这样的书，这书肯定影响了他的心灵，这使我有资格对外国记者们说——当他们来采访我的时候问，你在“文革”中的表现的时候——对不起先生们，你们选错了人，我正是在“文革”中知道怎样去关怀人，同情人，暗中给人一点温暖。
还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的三名没有见过面的知青战友的过去，我从一篇文章中看到关于他们的书的事情。他们当年是某团部的电话员、广告绘画员，还有一位是图书管理员之类的。他们发现有一个破仓库里藏着那么多当时封起来不给借阅的书，有天晚上就偷偷地拿了几本，回去拉上床单看。偷看的其中一本书是苏联的《叶尔绍夫兄弟》，叶尔绍夫兄弟中有一个老三叫斯杰潘，这斯杰潘参加过二战，他的军队集体失去了战斗能力，他成了俘虏，却没有自杀。后来他逃出来，回到了家乡。战争结束，和平建设开始了，他跟两个哥哥都成了官员，但两个哥哥都不能公开和他见面。他们和他爱过的姑娘都拒绝认他。他爱过的姑娘后来被德军毁容了。她在见到他的时候也在说，我被糟蹋的时候你在哪里？不管他在哪里，他曾经是一位战士，但他失去了战斗能力。那么在这个时候，三个阅读的青年中，有一个青年说，我想说一句心里话，我是那么的也同情斯杰潘。我觉得读书就应该这样读，这样思考，我个人能理解那时那种人性的营养是怎样注入了这少年的心田。当书籍的、人文的营养注入了少年的心田的时候，我们就会对那样的事情怦然心动。比如说我曾经在课堂上读过这样一篇小小的散文。二战结束后，一队德国的士兵路过一个集体农庄，所有的村民们都列队两边怒视着德军们。队伍中有一名年龄最小的士兵，他受伤了，他恐惧，发冷，浑身颤抖，他还在哭泣。这时候有一个老大娘向他冲过去，那小兵当时就吓呆了，其实那老大娘跑过去之后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头巾摘了下来，给他围上。我对人性所能达到的这样的高度充满了敬意。但是，只有读书才能使人对这样的一篇小文心有灵犀，人们不仅仅是对那些虽然可笑但没有多大意思的段子有感觉。谢谢大家！
主持人：梁先生请留步，谢谢梁先生给我们带来这次精彩的演讲。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下面是提问的时间，请大家举手示意。
提问人：梁老师您好。（梁：你好！）我是原来《中国图书商报》的记者潘启雯，我们8月1日更改为《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刚才梁老师说，男性要读一些女性写的书，女性要读一些男性作家的书，您能不能给台下的女读者推荐一本书，也给男读者推荐一本书呢？谢谢！
梁：推荐一本？（笑声）我想不论是男性读者还是女性读者，读一本书而欲获益匪浅，那绝对是不够的。我现在的感觉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不应该仅仅是读小说。我经常觉得，作为作家，我们的想象力已经远远低于现实本身的“创造性”。就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使我们在提笔写的时候经常告诫自己，你要这样胡编吗？人怎么可能坏到那样的程度？人怎么可能虚伪到那样的程度？人怎么可能堕落到那样的程度？作为一个21世纪的中国的医生，怎么可能会把自己还比较熟悉的人的孩子给卖掉？这种想象力即使写到书中去，它也不真实，但是生活告诉我们，这就是真事。包括那个上海的法官们去嫖娼的事情，关键在于，又说句实在话，法官们那样，我想也不奇怪。我比较震惊的是揭发他们的那个人，那是一个人的复仇，一个人的潜伏，一个人的战争（掌声），而且我觉得他只有那样战斗才能成功。有这样的细节，就是当对方的母亲去世了，他居然还出现在对方母亲的丧礼上，并且还献了一个花圈，然后呢又站在对方背后、近在咫尺的地方打量着对方。仔细一想，社会把我们中国坚持正义的人逼到了什么份儿上，是吧？使我们真的要变得老谋深算，真的要变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