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对一位富人说：“你若愿意做仁德之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财富分给穷人。”
否则呢，耶稣又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门还容易呢。”
耶稣虽不是普通人，但是他的话代表着古代的人对贫富问题的一种愿望。比之一部分人后来的“革命”思想，那是一个温和的愿望。比之一部分人后来在发展生产力以消除贫穷现象方面的成就，那是一个简单又懒惰的愿望。
人类的贫穷是天然而古老的问题，因为人类走出森林住进山洞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比其他动物富有。
一部分人的富有靠的是总体生产力的提高。
全人类解决贫穷现象还要靠此点，靠富人的仁德解决不了这一点。
苏格拉底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啊！
可是他告诉他的学生阿德曼托斯：当一个工匠富了以后，他的技艺必大大退化，他并以此说明富人多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危害。
他的学生当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思想，然而也没有反对。
但事实是，一个工匠富了以后，可以开办技艺学校、技艺工厂，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那些产品吸引人们去消费，提升了人们的消费水平，甚至可引领消费时尚。人们为了买得起那些产品，必得在自己的行业中加倍工作……
人类社会基本上是按这一经济的规律发展的。
因而我们有根据认为苏格拉底错了……
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阿奎纳不但赞成苏格拉底，而且比苏氏的看法更激烈。
他说：“追求财富的欲望是全部罪恶的总根源。”
如果人类的大多数至今还这么认为，那么比尔·盖茨当被烧死一百次了。
但是财富和权力一样，当被某一个人几乎无限地垄断时，即使那人对财富所持的思想无可指责，其合法性也还是会引起普遍的不安，深受怀疑。
普通的美国人自然不可能同意阿奎纳的神学布道，但是连明智的美国也要限制“微软”的发展。幸而美国对此早有预见，美国法律已为限制留下了依据。
比尔·盖茨其实是无辜的，“微软”其实也没有什么“罪恶”，是合法的“游戏规则”导演了罕见的经济奇迹，而那奇迹有可能反过来破坏“游戏规则”。
美国限制的是美国式的奇迹本身，凡奇迹都有非正常性。
一个国家成熟的理性正体现在这里。
培根不是神学权威，但睿智的培根在财富问题上却与阿奎纳“英雄所见略同”，连他也说：“致富之术很多，其中大多数是卑污的。”
他的话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思的另一句话——（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所积累的每一枚钱币，无不沾染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按照培根的话，比尔·盖茨是卑污的。
但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他并不卑污。
按照马克思的话，美元该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了，但是连我们中国人，也开始用美元来计算国家财政的多寡了。而且，一个中国富豪积累人民币的过程，就今天看来，其正派的程度，肯定比一个美国人积累美元的过程可疑得多，因为一个中国富豪积累人民币的过程，太容易是与中国的某些当权者的“合作”过程了。
担任过美国总统的约翰逊说：“所有证明贫困并非罪恶的理由，恰恰明显地表明贫困是一种罪恶。”
萧伯纳在他的《巴巴拉少校》的序中则这样说：“穷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让他虚弱，让他无知，让他成为疾病的中心，让他成为丑陋的展品、肮脏的典型，让他们的住所使城市到处是贫民窟，让他们的女儿把花柳病传染给健康的小伙子，让他们的儿子使国家的男子汉变得有瘰症而无尊严，变得胆怯、虚伪、愚昧、残酷，具有一切因压抑和营养不良所生的后果……不论其他任何现象都可以得到上帝的宽容，但人类的贫穷现象是不能被宽容的。”
而黑格尔的一番话也等于是萧伯纳的话的注脚，他说：“当广大群众的生活低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必须的自然而然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这种正常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而贱民之产生同时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他还说：“贫困自身并不使人必然地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与贫困为伍的情绪，即决定于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的内心反抗。此外，与这种情绪相联系的是，由于依赖偶然性，人变得轻佻放浪、嫌恶劳动。这样一来，在他们中便产生了恶习，不以自食其力为荣，而以恳求乞讨为生并作为自己的‘特权’。没有一个人能对自然界主张权利，但在社会状态中，怎样解决贫困问题，当然是贫困人群有理由对国家和政府主张的权利……”
怎样回答他们呢？
林肯1864年在《答美国纽约工人联合会》时说：“一些人注定的富有将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有，这种个人希望过好生活的愿望，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必对我们的事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在一切不合法的致富方式和谋略中，赎买权力或与权力相勾结对社会所产生的坏影响是最恶劣的。这种坏影响虽然在中国正遭到打击，但仍表现为相当泛滥的现象。它使我想到，若林肯是今天的中国总统，究竟有多少贫穷的中国人会相信他那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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