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个阵营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领袖和火药”。而那个领袖，“只要有利嘴和爪子就行”。——总而言之，需要“一个铁腕人物，一个掌刀的，真正的刽子手”! ——电影《列宁在十月》中资产阶级政客们的话语。
前一个阵营说：如果共和国不存在了，我们的命运又将如何？
后一个阵营说：弑君者们斩下了路易十六的头，我们要把弑君的人肢解。
……
雨果在《九三年》中，通过人物的对话，将阶级与阶级，“豺狼与豺狼”之间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仇恨，呈现得令读者不寒而栗。
如果一个人不但是一个坚决拥护共和制度的人，而且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至上的人，那么他将拿自己怎么办呢？
偏偏，雨果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共和制度——雨果所要也。
人道主义——雨果所要也。
于是，雨果便被钳在一把巨钳的齿口间了。他在忍着他所感受到的思想疼痛的同时，仍带着呻吟般的声调高喊着他自己的口号：“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是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因为他认为革命是“绝对正确的”，所以也不可能不是保王党阵营的敌人。
因为他居然认为人道主义原则高于革命原则，后来的革命家们一致将他视为一个仅仅同情革命的同路人而已。
朗德纳克—— 一个保王党阵营所需要的，“有着利嘴和爪子”的人物；一个本身即是亲王的人物；一个身负使命并且极具使命感的人物；一个十分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的人。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一往无前，可以做到不动声色地杀死任何一个人，以及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做到连正在哺乳着的母亲也不放过。当然，他不需要亲自动手。他只下达命令。在他的命令下，敌人不但应被杀死，而且任由部下去肢解。他冷静、果敢、意志坚定，自己也可以做到从容赴死。
最重要的是，他有他的一套关于国家的理念。
他认为：“假使伏尔泰被吊死，卢梭被送去当苦工囚犯，这一切（革命）就不至于发生了！有思想的人是怎样的灾祸啊！一切都是那些烂文人和坏诗人引起的！还有百科全书！狄德罗！达郎拜尔！这些可恶的无赖！我们这一帮人都是执法者。你可以看见这里（牢狱）墙上分尸轮的痕迹。我们并不开玩笑，我们不要舞文弄墨的人！只要有烂文人在东涂西抹，就会产生颠覆秩序的人！只要有墨水，就永远有污点。只要有人拿着笔，那些毫无价值的言论就会变成造反的暴行！书籍传播罪恶！人权！人民的权力！都是十分空洞、可笑、虚妄而该死的胡扯！……”
倘秦始皇地下有灵，肯定也会为朗德纳克大鼓其掌。因为后者替他“焚书坑儒”的暴行做了“精彩绝伦”的辩护。
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相隔一千几百年，理念却是那么一致。由此可见，只要一个社会是害怕和仇恨思想的，它骨子里就必是迷恋封建专制的。
正是一个这样的朗德纳克，居然在从共和国联队的包围圈中逃脱以后，为了救出三个陷于火海中的穷人的孩子，竟又自投罗网地回到了包围圈里……
他是比沙威“高级”得多的沙威。
于是，他的人性的“复归”，也似乎比沙威“高级”得多。
雨果塑造了一个他希望看到的人。
因为他在现实中所见的那样的人太少了。尤其是在两个阵营你死我活地进行搏斗的情况之下，那样的人更少。
理想主义者有时难免像一厢情愿的好孩子。
郭文——他既是共和国联军的总司令官，也是一个有贵族血统的人。他是卓越的年轻将军，是共和国的忠诚保卫者。他的使命就是捉到朗德纳克，审判后者，绞死后者。消灭了朗德纳克，共和国就多了一分安全。他捉住了敌方阵营的最高将领，却又放了。因为，将一个不惜牺牲自己生命而拯救三个穷人的孩子的生命的人送上断头台，那是他根本做不到的。同样的事朗德纳克做起来却会毫不犹豫。怎样对待三个孩子和怎样对待死敌，在朗德纳克的头脑中是两码事。在郭文看来却是同样的事——都是人应该怎样对待人的问题……
郭文明知自己将会因此而被共和国的军事法庭处死。事实上也是那么一种结果。但是他无怨无悔。他不但从容镇定，而且几乎是心甘情愿地充满快意地赴死。他认为——革命所实现了的共和国，其实并不是他最终想要的共和国。他想要的共和国是更理想的一种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不是把人变为它的“兵蚁”，而是要把人变成公民，使每一个人都变成有思想的人，仁慈的人……
在《九三年》中，人物之间精彩的对话比比皆是。而郭文与西穆尔登的对话之精彩，在我看来简直是无出其右的。这是一位革命的现实主义思想家和一位革命的理想主义思想家之间的“高峰辩论”。
西穆尔登曾是郭文的思想导师。他们之间曾有思想上的父子般的亲情。但是西穆尔登作为共和国的一位最高执法者，必须依照共和国的军事法律判处郭文死刑。
西穆尔登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共和国的思想之父。他确信，在社会的结构里，只有用极端的办法才能巩固政权。仅就此点而言，朗德纳克要巩固的政权和他所要的巩固政权是不一样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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