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没有。
而且，除了教着中文学着中文的人们自己，别人也根本没什么兴趣参加那个话题的讨论。
一九四九年以后，情况大为不同。
新政权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文化的事业，自然要依赖“中文”人才。于是，“中文”一下子便变得很“吃香”了。
直至“文化大革命”前，“中文”学子毕业后的工作，大抵是“坐在屋里”的那一种。当年因“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日晒不着”，多么令人羡慕自不待言。尤其，各行各业的工资是相同的。在工资相同的前提之下，中文毕业生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作性质，其优人一等一比就比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就不去谈了。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人的工资还是基本相同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即文化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开始进入恢复期，需要大批的中文毕业生。那时的中文学子，和现在各大学的最热门学科的学子一样，往往还没毕业，其优秀者，便已被文化乃至意识形态部门预招了。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情况又大为不同了。中文毕业生过剩了，供大于求了。中国其他产业、行业开始日渐兴盛了。于是大学里的其他学科日渐热了起来，强大了起来。而中文受冷落了，萎缩了。中文学子因而一届比一届迷惘了、沮丧了，似连将来的人生都成大问题了。
尤其，中国的工资制度改变了。几乎一切与中文相关的职业，收入都处于社会的中下水平了。如果仅从这一点上比，自然越比越迷惘、越失望。“中文股”在社会职业股市的大盘上，似乎注定地将永远处于“熊市”了，眼见其他“职业股”指数一再上升，中文学子们又怎能不自卑不忧患呢？
但我想指出的是——第一，中国人口太众，仅仅是中文学子供大于求吗？我看不是这样。要不了几年，几乎一切大学各学科的学子们，都将日渐地供大于求。只不过中文学子们较早一点儿体会到供大于求的苦涩罢了。第二，既然几乎一切学科的学子们进出校园，都将面临供大于求的局面，那么，也就都必得有充分的“知识附加”和“知本转移”的自觉和能力。
不必问，我知道诸位中，将来想到外企工作的人很多。为什么一心想到外企？工资高嘛。在未来的几年，尤其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外企将会更多。但外企再多，也多不过想要到外企工作的学子。一方以加法增多，一方以乘法增多。于是一个事实是，除了少数高等人才，普遍的外企的工资，都是下降了的。谁嫌工资少了吗？那么让开，后边还排着长队呢！
二十年前，仅凭外语好，便是进入外企的通行证了。因为外国老板们不会中国话，对中国缺乏了解。会外语的中国人，在他们眼中就是块宝。许多事儿他们都有点儿倚重于你，似乎离开你便会寸步难行。
十年前，仅凭外语好依然可以。但人家已不必倚重于你，你只不过是一般员工。你稍有不适，炒你的鱿鱼没商量。
现在，仅凭外语好，已不能成为进入外企的过硬的通行证了。因为外语已不再是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的特长，而是许许多多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基本从业条件了。而某些老外，中国话也讲得很“溜”，对中国之风土民俗，人情世理，政治文化经济的方方面面，比刚跨出校门的中国大学生心中有数得多。
所以，一个问题是——你要到外企去工作吗？那么，你的英文水平，就要加上另外的什么了。
对于你，英文+？
你首先要自问；接着要决定；再接着要去那样充实你自己。
这就是“知识附加”的思想自觉。在大学里就要开始。
对于中文学子，问题也是同样的，而且尤为重要——中文+？
自然的，可以加上英语。这不太难。
但一个现象是，对于某些中文学子，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反而是一种“取代法”的思维。既因学着中文而迷惘，而沮丧，自然的便企图干脆舍弃了中文，以英文作为硬性从业资本取代之。而这在未来的求职竞争中，是相当不利的，甚至是相当有害的。
为了诸位的未来所谋，我对诸位的建议是——你们万不可以用“取代法”对待自己的中文学业。取而代之，只不过仍是1≈1。你们一定要有用加法打理自己未来人生的能动意识。
中文+英文——这对于诸位不难。于是你们丰厚了自己一些。仅仅这样还不够，还要有另外一种能动意识，即从最广的意义上理解中文的超前意识。说超前，其实已不超前了。因为时代的迅猛发展，早已先于诸位的意识，将从前时代的、传统的中文理念扩展了，甚至可以说颠覆了。
只要我们客观地想一想，就一定会承认——其实中文学科毕业之学子的择业范围，比以往的时代不是更窄了，而是更宽了。对国内国外的公共关系；广告设计；一个企业的宣传策划活动；一个企业的文化环境；一切的文化公司……都仍为中文学子留有发挥能力的空间。即使电台、电视台，表面看已人满为患，但据我所知，其实很缺有真能力的中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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