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持低调”，我们难得有户外活动。直到某个周末，他在酒店地下二层车库的角落里陪我练车，当然那也不能算是户外，只能说是“室外”罢了。我大约一年前考的驾照，完全凭着对考试不灭的热情拿到及格，执照到手之后几乎没有摸过方向盘，起步像开赛车，停车总是歪的。我随口向他提起，他就让我用他的黑色保时捷练习。
“撞坏了要赔吗？”我半真半假地问他。
“恐怕不容易修。”他回答，“型号很老，十多年前买的。”
我不太懂车子，保时捷看起来又都差不多，而且他的这一辆洗得像消防车一样干净，连轮胎的缝隙里也没有积尘，实在看不出是旧车。我只看他开过一次，去东汉普敦镇那一次。其他时候，他总是用酒店的车子，林肯、奔驰或者凯迪拉克。这样更简单一点，现在的他只想要简单，更简单。十多年前，买下这样一辆拉风的敞篷跑车的时候一定不是这样的。
我练习倒车库，他站在车子外面帮我看着。终于有一次成功的，我开心地朝他张开双臂，说：“快表扬我，来亲我一下。”
他站在原地没动，简单地回答：“这里有摄像头。”
我只能对自己冷笑，过了很久才跟他讲话。他看出来我不高兴，说要带我去一个派对。
“这可以说是你第一次带我出去见朋友。”我嘲讽地说。
“我可以带你去任何地方，只要你愿意。只是我没有足够好的朋友可以介绍给你认识。”他说，“如果我有一天结婚，我可能需要花钱雇一个伴郎。”
“我们有共同点了，我恐怕也需要雇个伴娘，要是你知道好一点的伴游公司，别忘了告诉我。”
他笑了笑，在某个摄像头的盲区里吻了我。
离开他的嘴唇，我轻轻地问他：“你是不是经常在这里教女孩子开车？”
“在你之前，只教过Rona。”他回答，“你们应该认识的。”
“就是这辆车？”我似乎过了很久才又开口。
“对。”他肯定不知道我的心情，语气平静地继续说下去，“她是英国人，那个时候刚到美国，总是觉得自己坐在错误的位置上，在路上错误地一边行驶。”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我们第一次说起结婚，也是他第一次提到RonaMorgan。有一个万古不变的道理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面前：总是会有美丽聪明的女人把自己最明媚的年纪留给他这样的男人。
Cheryl-AnnWalsh是纽约非自食其力之阶层当中典型又非典型的角色。我在那个周六晚间的派对上第一次见到她，发现她长得并不像CarolynMurphy，纯粹是棕发，三十多岁的年纪，二十六岁时跟一个姓Walsh的人结过婚，七个月之后离婚，没有孩子。从订婚到婚礼准备了一年半时间，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习惯了Walsh这个姓，离婚之后也没有改回去。
派对之前的那个下午，Lyle带我去买衣服和鞋子。我第一次站在绵厚的地毯上面，对着三米多高黄铜镶边的大镜子，试一万七千美元的连衣裙、礼服外套，晚装包和高跟鞋。在那之前，BananaRepublic和ClubMonaco10是我最常光顾的牌子，每个月至多只有几百块闲钱花在买衣服鞋子上面。我不是那种固执地不喜欢花男人钱的女人，我喜欢他为我买东西，最好不是用现金，用卡，签支票更好。因为之后他还会收到账单，看到上面店铺的名字、零号的裙子、三十五码半的鞋，就还会想到我。别人可能会不相信，这种感觉跟钱并没有多少关系。
不管穿的是多少钱的裙子，我看上去很美，但年纪太小，也不够档次。晚上九点半，我被介绍给Cheryl-Ann和她的朋友们的时候，这位三十多岁仍旧学着女学生的样子叫Lyle“L”，叫自己CA的女人，带着友好的微笑说：“L总是不知不觉地修正交友标准，扩大我们的社交圈子。”CA很有水平，把一句没礼貌的话说得很有教养。
午夜来临之前，谣言传来传去，我成了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亚洲模特，晚上兼职做Escortgirl。值得庆幸的是我跟Lyle都不是敏感的人。我无所谓，也宁愿他不要去解释，如果有人说我是史密特和谢林顿的小律师，是十几年之后另一个RonaMorgan才真的会戳到我痛处。我们拿了一瓶红葡萄酒躲到花房里去喝，喝的不多，但我的酒量更差，一点点酒精就能让我开始觉得密封的玻璃房子有些闷热，里面的蝴蝶兰羊齿藓都在争夺我的空气。我去洗手间补妆，洗手台上摆着女主人和名人的合影，我只认得裘德·劳，其他的似乎是些作家、音乐家或是政客。
Cheryl-Ann推门进来，看见我，笑了一下算是打招呼。她打开排风扇，点燃一支细长的香烟，在我身后的扶手椅上坐下来。我梳了梳头发，从镜子里看她，然后问：“你知道RonaMorgan吗？”在脑子彻底清醒之前，话已经说出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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