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很木然地拿出电话来拨Lyle的手机号码，但信号很差，要么打不出去，要么是说无法接通。我莫名其妙地有些害怕，这个钟点他肯定还在睡觉。我想打香格里拉的总机，但无论如何都想不起电话号码。我拼命地往前面挤，Rydian离我越来越远，在后面喊我，我没理。走了将近七百级台阶，终于下到底层了，我跑出大楼，马路上已经站满了人，似乎所有事情，包括时间都停顿了。旁边一个商场门口泊着十几辆三轮出租车，我跑过去，说要去香格里拉，没有人肯去。价钱一直加到五百卢比，才有一个年纪很小的司机答应载我，在平时这段路不会超过五十卢比。
这样的三轮出租车我之前只坐过一次，两边没有护栏，开得又超级快，很是惊险。但那天路上乱得一塌糊涂，小司机左闪右躲，可能抄了近路，几个弯转下来，发觉不认识路了。他几乎不会说英语，只知道几个地名和数字，跟我说不清楚，于是就在一条窄路里停下车，没有收我钱，很凶地示意我下车。我也迷路了，茫然地站在路中间，不远的地方传来警车、消防车或是救护车的声音。路边上，肤色黝黑的贫民男女和小孩子瞪着又大又黑的眼睛看着我，我害怕起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往前走，不敢细看角落里经年累月积下的污水和垃圾，隔一会儿就试着打Lyle和Rydian的手机。还是老样子，不是打不出去，就是无法接通，刚刚挂掉，手里的电话又突然响起来了，屏幕上闪的是Lyle的号码。我接起来，在听到他声音的那一秒钟就开始抽泣，几乎没有办法回答他的问题。
那一天，我就像个迷路的小孩子一样，抹着眼泪，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把街边路牌上的路名报给他听，似乎等了很久他的车子才出现在我眼前。我跑过去，上车，紧紧地抱住他。后视镜里面，我看起来狼狈得要命。但是他却说：“看来我以后要经常惹你哭。”因为泪水把我的睫毛沾在一起，看起来可爱极了。他说对了，这是第一次我在他面前哭，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那天晚上，几乎每个台的新闻里说的都是巴基斯坦地震的消息，震级从最初估计的七点六级上升到七点八级，CNN亚洲新闻台的主持人说：整整一代人在这场灾难当中死去。而在新德里，直到深夜，还是有许多人因为害怕余震露宿街头。我和Lyle却全无所谓地躺在他房间里的床上，一场生生死死的虚惊之后，我终于问了他那个盘亘已久的问题：“和我在一起之后，你有没有别的女人？”而他的回答将会主宰我的忧伤和快乐。
“最近六个月没有。在纽约从来没有过。”
“这么说我是纽约的唯一？我很荣幸。”
“你是我的唯一，我爱你。”他说。
“我为你感到难过，因为我不爱你。”我回答。
我不记得在那之后我对他说的是“我恨你”还是“我讨厌你”。我只清楚地记得，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认识一年一个月又两个礼拜，从第一次做爱算起也有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六个月？纽约的唯一？讽刺的回答。
“为什么？”他明知故问。
“我从小就不喜欢跟别人分享玩具，也不喜欢住宿舍，讨厌集体活动。”
“我早就知道我们的共同点很多。”他回答。
有些话第一次说出来好像很难，真的说了就变得好像念顺口溜一样容易。那天晚上他说了无数次爱我。我也无数次地回应，我讨厌你。他不相信，或者根本无所谓。毕竟我仍旧在他的床上，身体和身体纠缠在一起，吻着他，抚摸他，用陌生的略带沙哑的声音反反复复地问：“她们在床上叫你什么？你们是开着灯，还是在黑暗里做？她们喜欢吻你哪里？用舌头还是牙齿？……”直到他发出几乎无声的呻吟，把我压在身下，对我说：“别再拷问我了。”
我们仿佛不知疲倦地做爱。虽然我觉得很累，从上午开始就累得要命。我似乎有点低烧，胸口和手心都微微地发烫，离开他的身体和爱抚，任何一秒钟都会叫我冷得发抖。“你好热。”他在我耳边一语双关的低语。
不知道几点钟，我们停下来，静静地躺着等待呼吸渐渐平复。
“我可能要生病了。”我说。
“怎么了？”
“天知道，疟疾、黄热病，要么是出血热，我没有打预防针。”我笑着胡说八道，然后问他，“会死人的，你害怕吗？”
“我现在没什么心情开玩笑。”他回答。
“我也没有。我肚子疼，你把我弄疼了。”我说，仍旧是开玩笑的语气。
他俯下身，温柔地吻我的小腹，抱着我直到我推开他，背过身沉沉睡去。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没有发烧，也没有其他生病的迹象，只是觉得累。我们打电话叫了两份三明治上来，在床上吃了，然后继续睡到下午。快到傍晚的时候，远处传来依稀的鼓声和音乐声，我醒了，套了件他的衬衣下床，跑到窗边上从窗帘的缝隙里往外看，是一支鼓乐队，一辆马车和身着盛装的人群，在酒店的花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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