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过了很久，我对他说：“要来不及了。”
“会等我们的。”他喃喃地回答。
大多数时候，我们两个人中间，我总是比较现实的那一个。
我们飞越大西洋，抵达圣莫里兹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不太理解旅行手册上说的“清爽的香槟气候”指的究竟是什么，不过，我们在那里度过的三天时间，每天都是干冷而晴朗的。天空总是一成不变的碧蓝，朝任何一个方向看过去，白雪皑皑的山峦似乎触手可及。森林苍翠，湖泊纯净，托马斯?曼35曾经说过那里是地球上极少数能让他觉得幸福的地方之一。但我在那里的每一天却都在为同一件事情发愁——那个时候，Caresse在我的肚子里长到十八周半，就在婚礼之前的两三天，我开始能捕捉到胎动的感觉，尽管只是一天当中的某些时候，而且还是隐隐约约的，就像蝴蝶扇动翅膀那样细微，但它确实在那里动了。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之后，那种感觉突然停止了。整整三天，它一下都没动过。
不知道是不是很多第一次怀孕的人都会有相似的感觉：一开始，我觉得不是怀孕而是误诊，然后开始怀疑它可能长得不大正常。十六周之后它总是不动，又害怕它是不是已经死了。我总是觉得会留不住它，看不到它足月出生的那一天。虽然，在知道它存在之前的那一个多月里面，我又跑又跳还做过瑜伽，加班熬夜，吃饭有一顿没一顿，做爱的时候百无禁忌，它也过的安安稳稳地，一点问题都没有。反正，不管怎么说，在圣莫里兹的那三天里面，我时时刻刻都在为Caresse担心。
每天我都说很累，不舒服，并以此为借口在床上躺上大半天。累是真的有点累，但更主要的还是不想错过肚子里面任何细微的动静。我没敢跟Lyle说，不知道他知道了会是什么反应，是无所谓的笑我胡思乱想，还是郑重其事地带我去医院检查？我们是为了这个小孩子结婚的，如果它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事情可能会变得很讽刺。
因为它，Lyle变得从来没有过的殷勤亲切，寸步不离地陪了我三天。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房间里吃饭，从阳台上眺望白色和冰蓝色的远山。每天晚上入夜之后，会有一条蜿蜒璀璨的灯带一直深入到山谷里去。除了欣赏这些推开窗就能看见的景色，我们几乎没出去游览，最远只到酒店楼下和附近商店餐馆而已。圣莫里兹是德语区，但店员和侍者们总是跟我说英语，跟Lyle说法语，只因为我们看起来不一样。在那里的最后一个晚上，Caresse还是没动静，我慌了，忐忑不安地告诉Lyle。他开头还安慰我说肯定没什么问题的，过了一会儿伸手过来放在我有些圆鼓鼓的肚子上，又把耳朵贴在上面听了听，他也开始担心了。
于是，我们到达洛桑的第一件事变成了看医生。
一个中年男医生给我检查，告诉我一切平安无恙，用钟形听诊器就可以听见胎心音清晰平稳，每分钟大约一百五十五次，接着又问：“十九周了，你们想不想知道性别？”
我们几乎同时回答，Lyle起先说不想，听到我说想，又改了口。于是，在那个由无数山坡和无数深谷组成的小城市里面，那个水晶球里的童话之城，我们手拉在一起，第一次看到Caresse的脸，也终于知道，它是个女孩子。超声波照片印出来有七寸那么大，一片温暖的橙色里面，细小的五官柔和而含糊不清，眼睛闭着，一只手做着个招手似的动作。
可能是超声波吵到她睡觉，离开诊所之后，她又开始动了。
蜜月旅行在两周之后草草结束，既没有满一个月，也没有太多甜蜜的感觉。
白天，我每个小时都要去一次厕所，其余时间总在抱怨天气太热、鞋子太紧。在日内瓦，我们几乎逛遍了联盟路上的每一家店铺，只为挑一双舒服的鞋子。而Lyle一次又一次地从店员手里接过鞋子，跪在地上帮我穿了又脱。
睡觉也逐渐变成了麻烦的事情。一连几个晚上，我们分开睡，即使睡在一张床上，也一左一右离得很远。我告诉他是因为失眠，或者说是怀孕了怕热，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亲吻和抚摸常常会带来宫缩的感觉，然后Caresse就会在里面不耐烦地扭扭身体。不管理由究竟是什么，他一概表示理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只会偶尔浅浅地亲一下嘴唇。除了摸我的肚子，他只碰我的头发，脸颊，肩膀，手，之类的地方。他没有什么怨言，但我隐约觉得这不大好。这就好像是个悖论，如果我没有怀孕，我们会过得幸福些，但没有这个小孩，我们也没可能结婚了。
离开日内瓦去巴黎的当天早晨，我意外地发现我竟然感冒了。在那之前，即使周围的人都得了流感，我也总是可以神奇的幸免。但怀孕似乎大大地降低了我的抵抗力，要么就是欧洲的病毒比中国和美国的更凶一些。虽然病得难受，医生也保证不会有事，我还是没有吃他开的药片，只是多喝水，多睡觉，尽量忍住不咳嗽，每次量体温的时候都在心里祈祷，千万不要超过摄氏三十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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