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esse当现在是游戏时间。”我回答。
他笑了笑，走过来在我左边脸颊上亲了一下，摸摸我的肚子，说已经大到足够平平稳稳地放一个早餐盘子了。
我没理会他的话，问他：“今天晚上是什么活动？”
“老花头，没什么特别的。”
“没什么是什么？”我看着他继续问。
他也停下来看着我，看了一会儿才慢慢地回答：“巡视餐厅酒吧和保安监控室，抽查客房，屋顶俱乐部有一个酒会，去了十五分钟左右，听完主人致辞，然后回家。”
我们互相看着，气氛变得很怪。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认真过问过他的活动。而他，看起来也不想说，或者真的没有什么要说的。结果还是我先退缩了，伸手关了我这一边的床头灯，背对着他躺下。闭着眼睛等了几分钟工夫，他没有关灯，也不说话。我突然觉得又热又烦，用可能的最快速度、艰难地爬起来，下床光着脚跑到浴室门口，把房间温度调到最低，六十度以下。看着那些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的华氏度数又是一阵无名火起来。我以为他会看出来我的心事，说些什么，或者就是做些什么，无论是什么，让我可以不必开口问那些不知道如何启齿的问题：“我还拥有你的爱吗？我可以相信这份爱是绝对的、排他的吗？”
他确实开口了，但说的却是：“不管你怎么想的，这是份工作。跟你从前在办公室里做的或许不一样，但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很遗憾，还要解释这些，因为你从一开始就知道的。”
他的话让我觉得自己是有那么一点理亏。我坐起来，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低头愣了一会儿，憋出一句：“我想也许我们应该好好谈谈。”
他冷笑了一下，问：“为什么要谈？谈什么？我觉得你现在的情绪根本不适合谈话。如果你想要谈话治疗师，去雇一个，我会付账单。”说完就伸手拉开床单，又突然停下来，摇头说，“我累了，而且真的讨厌说这些废话。我今晚睡隔壁房间。”
“那更好。”我轻声回答。两个人就像是在比赛，比谁说话的语气更冷淡。
我又躺下去睡好，不用看也知道他拿了他习惯用的那只枕头走出去，在身后关上门。他说话的声音和关门的动作都很轻，没有火气，只能说冷淡。我僵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过了很久才翻身换了一个姿势，好像用尽全身的力气。眼泪就在那个时刻落下来，我浑身颤抖不出声地哭。房间里空气冰冷，只有涌出来的眼泪是热的，落在头发和枕头上渐渐变冷。
那恐怕是我哭得最长的一次，那个阶段泪腺似乎也特别的丰沛。中间可能睡着过，也可能没有。一直到一点点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我爬起来，没有开灯，光着脚走出去，打开隔壁房间的门。Lyle就在床上，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在躺下，他没有醒。我在黑暗里看着他耳朵脖子到肩膀的轮廓，看了一会儿，觉得累极了，闭上眼睛，终于睡着了。
64.俱乐部会籍
当你沉浸在爱里，有些东西你总是看不到。然而就在你开始感到安全的时候，那一天突然就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九点半超过十点钟不到的时候醒来，一个人在床上。我起床，想要洗脸，但是客房浴室洗手台的边沿比主卧室里的要宽一些，就是这一点点距离，有怀孕三十五周的肚子顶着，我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凑到龙头那里。我回自己房间去梳洗，镜子里的人哭肿了眼睛，整个人看上去都有点肿，我还是尽量收拾干净，才走出去。
Damala在客厅里打扫，看到我招呼了一声。我在餐厅阳台起居室转了一圈，想要看到的那个人却始终不见踪影。
“Ultan先生已经走了。”Damala在桌子上摆好早餐，对我说。
我装作若无其事，想回答她我知道，张张嘴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但点头还是能做得到。两个小时之后，我总算看到手机上的一条短信：去洛杉矶出差，预产期前回来，如果有事，电话联系。
我没有回复，也没打电话给他，如果去洛杉矶，那这个时候他应该还在天上。而且什么样的情况才算是“有事”？才可以打电话找他，我问自己。我不记得那天剩下的时间具体是怎么过的。应该还是照样吃饭，下午睡午觉到天黑，晚上继续失眠直到天明。上午，下午，晚上，数了三次胎动，一切正常。天气晴朗，夏天似乎来了，阳光下面有些热，而他始终没有打电话给我。
六月五号是星期一，吃过早饭，我打他办公室的电话，秘书Mayer接的电话。我瞎编了一个身份，说想跟LyleUltan约时间见面。Mayer没有听出我的声音，客客气气地回答：“对不起，Ultan先生这一周都在休假。”挂掉电话，我突然莫名其妙的觉得反胃，跑去浴室跪在地上，扒着马桶边，把早餐吃下去的蛋卷、面包和三文鱼片吐得一干二净。
快到中午的时候，Nicole和Cheryl-Ann突然来了，献宝似的告诉我，找到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保姆。我们去公园大道上一间洒满阳光的法国餐厅吃午饭。保姆也来了，名叫Sandy，一副亲切利落的护士相。不是墨西哥裔，不是亚洲人，不是黑人，也不是三代以内的东欧移民，如假包换的美国人，口音纯正，持护士执照，有儿童心理学学位……以上所有就是所谓“再合适不过”的条件了。Nicole补充，Sandy是本市最抢手的保姆之一，是她好不容易从别人家挖墙脚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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