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出来我情绪很坏，变得严肃了一点，问了一些现金、不动产的问题，最后问我：“现在是母乳喂养吗？”
我回答是。Nick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只是问得拐弯抹角，没有那么直接。如果我跟Lyle真的到了要抢监护权的地步，“胸”这个词肯定还会在更加公开的场合不断出现，而且看起来也是我在当时唯一的优势了。
不过，这个优势很快就成了过去式。我知道照顾小孩子很辛苦，但还没体会过完全一个人带一个不到三个月的宝宝原来是那么的不容易。睡不好，吃饭有一顿没一顿，或许再加上心理因素，搬出来两天之后，我几乎没有奶水了。Caresse的奶瓶时代开始了。
与此同时，MacDenton先生草拟了分居协议，大意是我搬出来住，小孩由我照顾，Lyle支付抚养费，一年之后无争议离婚，我得到婚前协议上注明的东西，不附带其他要求。协议由快递送到我们公寓的地址，送达的那一天是一个礼拜四，我心里估计下一周的星期一可以得到回复，但回复一直到星期三才来，不是律师行的邮件，而是州法院的传票。不能算完全出乎意料，我知道不会那么容易，知道他也要Caresse，却没想到会跳过协商，直接走法律程序。
传票上的诉讼事由是，要求将Caresse交还给父亲照管，同时申请临时禁制令，不允许我在没有孩子父亲监管的情形下接近小孩。禁制令的部分是我没想到的，理由是产后抑郁引起的情绪管理问题让我不适合单独照顾小孩子。两天之后的那个礼拜五在州法院举行听证，申请人，以及被告，也就是我，提交有关理据，经由法庭审批是否签发禁制令。
我没有耐性把那些咬文嚼字颠来倒去的法律术语看完，心里很清楚，Lyle那一边先发制人了。所谓“厉害”的律师都喜欢这么做，他不跟你争辩为什么B比A更正确，而是直接证明A根本不成立。没有什么比这更像是一篇檄文，不用再多废话，战争开始了。
临时禁制令一般为期三个月，到期后可以申请延期至六个月。如果法庭果真签发了禁制令，Caresse就有可能在Lyle那里住半年之久。我不能总在那里陪她，而这段时间正是开始认人的时候，到禁令期满，她差不多九个月大，想睡觉或是肚子饿的时候会黏着保姆，不要我抱了。美国的法庭并不像中国的那样，没有妇联之类的地方可以诉苦，也并不倾向于把孩子判给母亲，甚至小婴儿也一样。这张禁制令不仅仅关系到这六个月的时间，在接下去的离婚官司里面也会派上用场，不单能证明Lyle完全有能力照顾好小孩子，还将不断暗示我是个脑筋不正常的、危险的母亲。
不用MacDenton提醒，我很清楚这场听证的重要性。女仆、还有保姆的证词，以及我在精神科医生那里的就医记录都可能对我不利。虽然我没有造成实际伤害，也主动去看医生，态度可以算积极，但Lyle那方面提出来的要求也不“过分”，只是要“监督”而已。我肯定会被要求去做精神科鉴定，医生一般不会给出很肯定的意见，即使结果不坏，也将是胜负对半，只看法官怎么判了。
星期五上午九点半，曼哈顿下城，拉法耶特街六十号，纽约市家庭事务法庭所在地。我从没来过这个庭，Lyle一定也很少有机会看到弗兰克林或是里奥纳德街的路牌，他去过孟加拉国，对加德满都可以说很熟悉，但就像CA说过的，对某些人来说第二十三街以下的纽约是不存在的。
拉法耶特街六十号是栋灰色的现代建筑，不很新，冰冷简陋，专门处理虐儿、领养、监护权、探视权、家庭暴力、父权、青少年犯罪之类的案子，似乎所有小孩子的噩梦都集中在这里。
我带着Caresse一起去的。因为没找到合适的保姆，搬出来之后的头两个礼拜，我去任何地方都带着Caresse。Nick说起过一次，他可以帮我看孩子，就一个上午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说好啊，Caresse很爱睡的，只要看着她就行。但几秒钟之后，两个人都反悔了，他说他恐怕干不了这个。而我脑子里全都是宝宝从床上滚下来，或者被热水烫到的情景。强迫症，产后抑郁的表现之一，我可能真的通不过精神鉴定。
我在五楼一间办公室外面看到Lyle，那是我们分居之后第一次见面。在那之前，我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自己控制情绪，一举一动都要小心。我怀疑自己会做不到，但事到临头，反而显得那么容易。
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他走过来俯下身看婴儿车里的Caresse，抬头看看我，我点点头，他两只手拖着她夹肢窝下面把她抱出来，横抱在臂弯里。在他手里，三个月大的穿着奶白色连身衣的Caresse又显得像刚出生的时候那样娇小。
他逗了她一会儿，嘴里说着：“你变成大姑娘了，Care，还记得爸爸吗？Care？”等等。直到Caresse不耐烦了，脸上的表情由晴转阴，眼睛红了，两边嘴角弯下来。他不知道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竖起来抱着，冲着那张粉白的小脸说：“Caresse是大宝宝了，不喜欢横着抱，对吗，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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