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和Caresse还是日夜颠倒、昏头昏脑的样子，直到下午三点多午觉睡醒才又精神了。我从房间里出来，刚好听见爸爸在客厅里接电话，拿着听筒，含含糊糊的说：“没有，工作忙吧，呵呵呵呵。”电话那头是在问我有没有带老公回来。
等他电话挂掉，我对他说：“谁要是问起来，就实话实说吧，又不犯法。”
爸爸点了点头，妈妈插话说：“你奶奶高血压，要气死了。”
这倒是真的。这是个大家族，表兄堂弟数不清的亲戚，往上数三代也只有一个嗜赌的堂房叔叔离过婚，而且我曾经是这一辈儿里最好的。我们正商量着要不要索性大大方方地把我的婚姻状况讲出来，结果却发觉这所有踟蹰都是多余的，尚在彼岸的Victoria已经免费替我宣传过了。我不太清楚最早的版本是怎么样的，反正甲告诉乙，乙再说给丙听，慢慢的也不知道原来是怎么说得了。几天之后，有个亲戚很关切地看着我，问：“现在怎么样了，事情都处理好了吧？”我以为他指的是离婚，就说已经好了。搞了半天才明白，他听到的版本是，我在美国被人骗了。
在上海，Caresse这样肤色的小孩总会吸引许多人的注意，引出更多关于她身世的问题。我说的“许多人”包括邻居、物业管理员、商店店员，甚至公园里同样带着孩子的陌生人。大人们喜欢逗她讲话，引她笑，叫她“洋娃娃”，转身却又在感叹：现在没爹的小混血真是到处都是。孩子们则是更加公开讨论她的发色和眼睛的颜色，大一点的小孩还会说出“血统”这样高深的词，好像她是一只半比熊半贵宾的宠物狗似的。
我以为自己会受不了这样的场面，但实在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忍受不了的，也没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我不回避那些问题，不少说也不多说一句。而且，尽管看起来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Caresse也有她自己的魅力，融入到他们当中去。她很快就跟外公外婆混熟了，也喜欢跟小朋友玩，很愿意跟人家手牵着手走路。那些小孩子也逐渐喜欢上她，刚会讲话的小信很远看到她就大声叫她“咔咔”，六岁的诺诺调低滑板车的扶手，让她把着扶手站在上面，推着她在花园里转圈。她在阳光里面，笑得快乐无比。
几天之后，在餐桌上，我爸刚放下碗，Caresse突然说：“阿拉饭饭吃好了。”说得很响很清楚，那是她第一次说出一个句子，用上海话，不是英语。
第二天我跟Lyle约好要通个电话的。约在上午十点，因为那个钟点Caresse总是醒着的。九点半之后，我不自觉地看了好几次时间，突然发觉自己怀着一种几乎按捺不住的兴奋的心情。可能我只是因为高兴，想要把快乐的事情告诉其他人，也可能还有别的，却不愿意承认罢了。
电话很准时地响了，我们互相问候，我把Caresse新学会做的事情、说的话，讲给他听，然后把小孩儿叫过来，听筒放在她耳边，说：“Caresse叫爸爸。”
“妈——咪——。”小孩儿一边笑一边叫得很响亮。越洋电话两头，所有人都笑翻了，连带Caresse自己。
她能说一整句话，却一直分不清楚称呼。对她来说，“妈咪”是对所有照顾她的大人的总称，我是“妈咪”，Lyle也是“妈咪”，保姆还有外公外婆都不例外。
等我回到电话上，Lyle似乎有点无可奈何，问我：“你说要不要带她去看医生，育儿专家之类的？”
“等我回来再说吧。”我回答。
“告诉我回程的航班号码，我来接你们。”
“你来接Caresse吧，另外有人会来接我。”
“好。”他答应了。
挂断电话，我妈看了我几眼，好几次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忍不住了，问我：“你们两个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啊？”
还能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妈接着盘问：“看你们好像还蛮好的样子嘛……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爸爸则开始循循善诱：“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老是喜欢一手抓着爸爸一手抓着妈妈，一边走一边跳啊？你女儿要是也想这样，你一个人是抓她左手还是右手好啊？”
我没接茬，又是个没办法回答的问题。我只能叫自己相信Caresse不会因为我们离了婚，而错过任何一点点可贵的童年乐趣。
一个礼拜之后，我重新收拾东西准备回去。爸妈在旁边看着，妈妈抱着Caresse感叹：“刚刚熟悉了又要走了。”
而我拿起那个旧水晶球，问他们能不能带走，纽约可能有地方可以修。他们当然是没有意见的。
飞机在肯尼迪机场落地已是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多。照之前说好的，Lyle来接Caresse，Nick来接我。如果是Aki那样的环保主义者，一定会算算我们浪费了多少汽油，多排放了几吨温室气体，只为了人类和人类之间那一点点感情问题。
走出国际到达口的时候，Nick已经在那里等了，靠在一面半人高的玻璃扶手旁边，手里拿了文件在看。我很远叫了他一声，他抬头看见我和Caresse，就朝我们挥手。Caresse坐在行李车上也使劲儿朝他挥手，等到了他旁边，又非要抢他手里那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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