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迪克中校在郑彼德翻译和罗斯托上尉的陪同下一走进小红楼，二连长鲁西平就注意到了，他当时正趴在楼下门厅的窗台上看几只蚂蚁搬面包屑，窗玻璃上映上了布莱迪克中校的身影，扭头去看时，布莱迪克中校一行已从他身边走过，登上了楼梯。他本能地觉着中校的突然出现与自由有关，于是，也跟着上了楼。
他知道中校要去哪个房间，要去找谁。撤退那夜他就看出来，中校对林营长很敬佩。坚守德信公司的时候，中校把鬼子总攻的确切时间透给了林启明，在租界的街垒工事旁，还拥抱了林启明。
果然是找林启明——中校在二楼没停脚，径自上了三楼。
他却上不去了，中校的两个卫兵和罗斯托手下的两个白俄巡捕，四个人守着三楼的楼梯口，不容任何人上下。
他只好悻悻然地坐在二楼楼梯上，眼巴巴地等待着楼上那关于自由的消息。他认定那是自由的消息：记者谈话会后，林启明又代表弟兄们递了一次交涉书，公民训练团和特警中队的兄弟也已取保释放了百十个，放他们三营的弟兄自在情理之中。
鲁西平渴望自由，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么渴望过。望着天上的月，他会想起无锡老家庭院中的月影，能看到月影下漂亮太太和淘气儿子的笑脸。他挂记她们，想念她们，常常把关于她们的记忆一遍遍讲给弟兄们听。讲过以后又后悔，可下次忍不住还要讲。弟兄们据此判断他脑子有毛病是没道理的。
他正常得很，什么毛病也没有——非但没啥毛病，头脑还格外的清醒，甚或格外的深刻。一些在自由时光里永远弄不清的问题，在这里一下子都弄清爽了。
比如说，面前这场战争，他失去自由前就看得不甚真切，完全被一种轰轰烈烈的表象迷惑住了。似乎为国家而战，为民族而战是无可非议的，似乎不拿枪上战场便对不起一个中国人的良心。现在想想，是大错而特错了。错误的根源在于：他只注意了战争的道德判断，忽略了每一个独立存在的人和这场战争的关系。
事情很明白，战争是国家的事，活着是自己的事。若是为了个人活得好些参加战争，是合乎情理的，反之则就不免荒唐。把问题放在人之初的历史中去考察，就会看得更明彻：远古蛮荒时代的人是只知道有自己的，都是为自己活着的，那时，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主义，也没有那么多欺骗生命的道义。后来不行了，国家、民族、主义一一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折腾出来了。于是乎，人的个体生存就被破坏了，人们不得不为国家而战，为民族而战，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而战。可这些东西究竟与每一个呼吸着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真他妈鬼知道！国家、民族和主义召唤你为它的神圣存在去拚命，却并不为你个体生命的存在承担任何责任。他鲁西平在上海打鬼子，上海沦陷了，被囚禁在军人营里的是鲁西平，而不是那个他为之而战斗的国家，这难道还看不出其中的荒诞么？
他是被欺骗了，被国家、民族派生出来的道义欺骗了，也被自己曾经有过的一腔热血欺骗了。幸运的是，跃入这场庞大的骗局之后，他迅速警醒了，不象林启明那样，依然执迷不悟。
林启明的事他管不着，反正他要出去。只要开始放人，头一批就得放他！林启明他们不是怀疑他脑瓜有毛病么？这毛病他认下了！就冲着这条，他们就得先放。
租界当局显然不想养着他们，把他们悄悄放了；既减轻了负担，又少了麻烦。问题是放人的名目，他们毕竟是和日军正式交战的战斗人员，明目张胆地放，日本人不会答应。名目自然会找到的，比如说他鲁西平，神经有毛病；比如说牛康年，受伤太重，不宜长期羁押，如此等等。当然，也可能只把他们放出军人营，不放出租界。这样也好，他正可以把妻儿接到租界，避过战争的剩余岁月……
也不知想了多久，好象时间并不太长，楼上响起了脚步声，木头楼梯颤动起来。他识趣地从楼梯口站起来，躲到了二楼的楼道里。
布莱迪克中校一行下来了，楼上的守卫撤了，他未待走在最后面的卫兵下到楼底，便急不可耐地爬到了三楼上，一头撞开了林启明住的307室的房门。
林启明、费星沅都在屋里的床沿上坐着，勤务兵小豁子正在打扫地上的香烟头。屋里烟味很重，象着了火，坐在对门床沿上的林启明却还在抽烟。
他突然破门而入，让林启明吃了一惊，林启明愕然地看着他，问：
“老鲁，有……有事么？”
“第一批有……有我么？”
“啥第一批？”
“放……放人啊！”
林启明愣了：
“你听谁说要放人？”
他疾疾叫道：
“我知道要放人！特警中队、公民训练团都放人了！刚才我看见布莱迪克中校来找你……”
林启明苦苦一笑：
“老鲁，没这事！再说，即使放人，放谁不放谁，也不由我做主！”
这倒也是，这地方当家的是布莱迪克中校，罗斯托上尉，不是林启明。不过，中国军人内部自治，林启明是营长，还是能说上话的，他还得把林启明拢住，况且，林启明和布莱迪克中校关系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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