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启明无力地躺在费星沅怀里，象个听话的大孩子，任凭费星沅和涂国强笨拙地给他包扎脑袋和脖子上的伤口。没有包扎带，用来包扎伤口的布，不知是从谁的军装上撕下来的。费星沅和弟兄们原是要通知罗斯托上尉，把他送到营外卫生所的，他坚决回绝了，断断续续地对费星沅和弟兄们说，还是升旗吧！他要最后看一眼他为之战斗的国旗。费星沅和弟兄们大约清楚他的伤情，噙着泪答应了他最后的请求。
国旗就在他怀里，他感到一阵快意和轻松。他活得太苦、太累了，今日，能伴着国旗倒在这片坚实的土地上，是他的光荣，也是他的幸福。他作为一个中国军人，活着的时候毅然担起了应承担的全部责任和道义，任何人也编派不出他的不是。他没被责任和道义压垮，这是值得骄傲的。现在他倒下了，身上的责任和道义也就随之消失了。他无需再代表国家和民族，无需再对任何人、任何事业负责，他将作为一个人，一个叫林启明的中国人而迈入生死之间的门槛。这无疑是一种解脱，就象负荷重轭的牛，卸去了背上的重压。
这才发现，自己骨子里原是渴望死亡的。他真该对向他发起死亡攻击的牛康年好好道一声“谢谢”。牛康年把他推向死亡的同时，也解脱了他，给了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自由。而在此之前，他实际上是最不自由的。虽说他和弟兄们同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军人营里，但弟兄们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作为个人而活着，他却不能，他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他的躯体和头脑都被国家和民族的道义囚禁了。
如果仅仅如此倒还罢了，要命的问题在于，他一个人这样活，也希望弟兄们都这样活；他背负着国家和民族的道义，陷入双重的困境，也希望弟兄以陷入双重困境的代价背负起国家和民族的道义。费星沅和诸多弟兄劝他，他还不听，这就决定了他今日的命运，就决定了牛康年或者李康年、王康年之流必然要对他进行的谋杀……
却不悔，到九泉之下也不悔。如果来世再做军人，再和东洋鬼子打一仗，再到这第九中国军人营走一遭，他依然选择这样的活法。肩着民族苦难的人虽说注定不会有好下场，但一个民族却不能没有这样的铁肩膀，没有铁肩膀的民族是注定要消亡的。只有那些在民族危难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才是真正的人。由这些真正的人构成的民族，才是不可战胜的民族。
情绪再度激昂起来，挣扎着想往起站，却被费星沅按住了。费星沅要他不要动，说是旗杆已竖起来了，马上就升旗。
想起了国旗。抬起手，颤微微地往怀里摸。
费星沅明白了，挪开他的手，从他怀里掏出了那面浸着他的汗水和血迹的国旗。把国旗捧给他看时，费星沅哭了。
他把手搭到国旗上抚摸着说：
“升……升吧！”
费星沅抹掉脸上的泪，向他敬了个军礼，应了声：
“是！”
他又说：
“把……把我抬到队列……列里！升……升旗仪式你……你主持，你……你是营副！”
费星沅点点头，命令涂国强和小豁子把他架到队列里。
小豁子哭得泪人儿似的，根本没力气架他。白科群主动跑来帮忙，和涂国强一起，把他轻轻架到了队列第一排，站下了。
他根本站不住，整个躯体象注满了铅，禁不住往地下坠。脖子很痛，很软，支不起沉甸甸的脑袋。小豁子抽泣着，托起了他的下巴。他看见了那面正在往旗杆麻绳上系着的国旗，看见了那根十四米高的旗杆，旗杆他丈量过，是十四米，原截成两截，放在平房一间堆满课桌的屋子里。他把它找来，用一块卷起的薄铜皮做了个接头的护套。旗杆下端有碗口粗，不过，底端的木头朽了，不知拉动麻绳，升起国旗时，会不会断掉？他有些担心。
还有国旗。
国旗是公寓楼四楼上的一个穿灰布衫的年轻人扔过来的。年轻人象个大学生，又象个教书先生。八月初的那天，他趴在北面的窗台上向公寓楼上看，想找那个熟悉的小姑娘，却看到了那年轻人。他灵机一动，掏出烟盒，取出了烟，在烟盒上写了一句话：“‘八一三’要到了，能做面国旗给我们么？”然后，将烟盒折成飞机扔了过去。飞机落到了弄堂里，聪明的年轻人连忙跑到弄堂拾起了飞机。第二天夜里，年轻人扔了这面国旗过来，国旗里还包着一袋上好的烟丝。
国旗系好了，费星沅喝起了立正的口令，而后，整装正帽，走到了他往日领着弟兄们进行精神升旗时站正的位置。他能看到费星沅微侧着的脸膛。那脸膛上有泪，泪珠在霞光下象颗小小的太阳。他觉着这不好，很不好，今日是费星沅头一次在队列前以全营最高指挥者的身份领操，那颗小小的太阳不该出现在指挥者的脸上，它会损害一个指挥者的威严。
现在是费星沅在支撑这片天地了。对国家民族的道义责任，从他的肩头上卸下来，压到了费星沅肩上。他希望费星沅的肩头比他的肩头更坚强和力，希望费星沅在担起这沉重责任时，能比他挺得更久，直至这场战争以人类自由和尊严的胜利而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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