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的话指点了他。他想到老庄也主张静，管子也主张静，佛家也主张静，看来这“静”字是贯通各家学派的一根主线，正是天地间最精微的底蕴，所以各家学派都在这一点上建立自己的养性处世理论。管理国家也要这样，人们常称赞治国贤臣都是“每逢大事有静气”的人物。心静下来，就能处理各种纷乱的军国大事。从那时起，他每天都要静坐一会儿，许多为人处世、治学从政的体会和方法，便都在此中获得。尤其在遇到重大问题时，他更是不轻易作出决定，总要通过几番静思、反复权衡之后，才拿出一个主意来。为让气氛更宁馨些，还往往点上一支香。每见到这种情况，家人有再大的事也不打扰他。
无论是为皇上分忧，还是为实现个人抱负，曾国藩认为都不应该推辞这个使命。十多年来，皇恩深重，皇上的江山和他自身及整个曾氏家族都早已连成一体。现在皇上要臣下临危受命，他怎能辞而不受？何况早在家乡读书时，他便立志，此生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进了翰林院以后，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文要有韩愈的成就，武要有李泌的功绩，从而彪炳史册，留名后世。自从升授礼部侍郎以后，他便更加踌躇满志。几年来，除户部外，他遍兼五部侍郎。国家大事，他件件都能应付裕如。在兼管兵部时，他遍读历代兵书，尤爱读《孙子兵法》和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眼看时局动乱，心中隐然以救世拯民者自居。他赋诗明志：“树德追孔孟，拯时俪诸葛。”立志做孔孟诸葛亮一流的人物。现在长毛作乱，危及两湖，看来还有蔓延北去东下的危险，朝廷视之为心腹之患。拯国难，纾君忧，不正当其时吗？何况自己已与长毛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他恨死了这帮犯上作乱的叛逆。受命出山吧！蓦然间，他又下意识地摇了摇头，想起去年的一次朝会——
乾清宫正殿。当年的太子奕詝、现在的年轻皇上，端坐在宝座上。他登基已一年多了，改号咸丰。
在曾国藩看来，皇上好像有一股励精图治的劲头。一年多来，皇上广开言路，重用贤臣，颇思有一番作为。比起道光帝晚年来，朝中充满了生气。曾国藩因为遍兼五部，深知国事已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连年干旱、虫灾，有的地方几乎是颗粒无收，而各级官吏的征搜敲诈则有增无已，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饥民，是赤地千里的荒土。而更可怕的是，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科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颟顸。上个月，曾国藩上了一折，指出当前国家有两大病患，一是国用不足，二是兵伍不精。他建议裁汰五万绿营兵，以裕国用。奏折送上去，倒是很快地就批下来了，但只有“知道了”三个字，弄不清楚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曾国藩只有轻轻叹息而已。
那天的朝会上，有几个大臣谈到广西的战事。洪秀全扯旗造反已近一年，每当谈起这件事，满朝文武，无不变色。大家心里都清楚，八旗驻防兵和绿营加在一起，虽然将近百万，但根本不能打仗；派遣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去督军，其实也是无济于事的。
曾国藩站在朝班中，想到国家经纬万端，最终归于天子一人。对年轻的咸丰帝，他充满希望。皇上若能这样继续下去，端正圣躬，发愤图强，则国事尚可为。想到这里，他把早已准备好的几点意见重新清理一下，从队伍中走出来，跪下奏道：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混淆，若对此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端之近似，亦各有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两班文武听到这里，吓得一声不敢吭。这曾国藩今天变成了虎胆豹心，竟然敢说皇上的不是！有人偷眼看了下皇帝。但见“正大光明”匾下那位年方二十、瘦瘦精精的天子正在听着。或许是曾国藩的湘乡官话不大容易听得懂的缘故，皇帝的脸上并无任何表情。在曾国藩略为停顿的当儿，咸丰帝嘴角微微一动，说：“卿只管说下去。”
曾国藩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臣每观皇上祭祀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自去岁以来，广林、福济、麟魁、惠丰等都以小节获咎。此风一长，则群臣皆务小而失大。即为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材，其次者在审度地利，又其次者在慎重军需。而此三者，筹措中都有失误。”
咸丰帝脸色已见不怿，为顾全体面，也怕堵塞言路，他没有发作，只是不大耐烦地打断曾国藩的话：“第二端呢？”
“臣闻皇上万几之暇，熙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去岁广开言路，然群臣所奏，大抵以‘知道了’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以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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