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说：“晚生是湘潭云湖桥人，去年来东洲书院求学。昨日在渡口拜读《讨粤匪檄》，知明公即日将挥师北上，荡平巨寇，解民倒悬，故不惮人微位卑，特来明公处祝贺。”
曾国藩见王闿运口齿清爽，谈吐不俗，心想此人果然有些才学，微笑着说：“半年来，湘勇在衡州，多蒙各界父老乡亲支助，现已初具规模。洪杨又转而进犯湖北，践踏湖南。鄙人奉朝廷之命，近日即要出师，灭凶逆而卫家乡，还烦足下代为转达鄙人对衡州父老的感激之情。”
王闿运忙站起，作了一揖，说：“明公在衡州训练士卒，将帅三军，一扫衡州官场疲顽之积习，振作蒸湘士农工商之精神，功在衡清，有口皆碑，尤为我东洲三百学子所倾心景仰。”
“足下过奖了。”
王闿运重新坐下，说：“晚生昨日通读《讨粤匪檄》，此文笔力雄肆，鼓舞人心，其作用当不亚于一支万人劲旅。但愿东南半壁，凭此一纸檄文而定。”
“倘能真如足下所言，则实为国家之福、万民之幸。”
“《讨粤匪檄》好则好矣，然此中有一大失误。不知此文出自明公幕中何人之手，明公可曾注意否？”
曾国藩心里吃了一惊，坐在一旁的罗泽南等人也感到意外。曾国藩素知“十步之泽，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何况眼前这位年轻人是个聪明过人的才子，决不能以世俗观念看待他，他既然敢于进赵家祠堂来当面指出檄文的失误，必然有一番深研。曾国藩不露声色，摸着胡须，和颜悦色地对王闿运说：“《讨粤匪檄》仓促写成，必定多有不妥之处，望足下坦率指出。”
王闿运侃侃而谈：“大军出师，颁发讨伐檄文，以振人心而作士气，向来为统帅所重。故当年汤王伐桀，有《汤誓》传世；武王伐纣，在孟津作《泰誓》，在牧野作《牧誓》。征讨有罪，恭行天罚。徐敬业起兵伐武曌，骆宾王为其作《讨武曌檄》，千古传诵，遂为一代名文。明公出师衡州，此事将永载史册，为当今天下第一等大事。《讨粤匪檄》一文配合此次出师，自张贴之日起，便已传遍衡州城内城外千家万户，日后也定当如《讨武曌檄》一样流传下去。但可惜的是，此文回避了洪杨叛逆的主要意图。明公一定读过长毛的《奉天讨胡檄》。”
曾国藩想起被太平军俘虏的那天夜里，罗大纲要他抄的那份告示，于是点了点头。
“不怕明公怪罪，恕晚生直言，洪杨的《奉天讨胡檄》虽然胆大妄为，罪不可赦，但就文论文，在蛊惑人心、欺蒙世人这点上，却有它的独到之处。文章开头几句就极富煽动性，其中如‘用夏变夷，斩邪留正，誓扫胡尘，拓开疆土。此诚千古难逢之际，正宜建万世不朽之勋。是以不时智谋之士、英杰之俦，无不瞻云就日，望风影从。诚深明去逆效顺之理，以共建夫敬天勤王之绩也’等也能打动那些急功近利之辈。洪杨叛逆用来煽动人心的正是所谓‘用夏变夷’‘誓扫胡尘’，此中祸心，恶毒至极，厉害至极。窃以为《讨粤匪檄》正要从此等地方驳斥起。然则遗憾的是，檄文绕过了它，使人读后，觉得明公的军队不是勤王之师，倒是一支卫道之师、护教之师。”
曾国藩的扫帚眉微微皱了起来，王闿运似乎没有觉察到，继续高谈阔论：“其实，洪杨檄文不值一驳，说什么满人是夷狄、是胡人，纯是一派胡言。若说夷狄，洪杨自己就是夷狄，我们都是夷狄。荆楚一带，在春秋时为蛮夷之地，我们不都是夷狄的后人吗？满洲早在唐代，便已列入华夏版图，明代还受过朝廷封爵，怎么能说满人不是中国人呢？”
王闿运这几句话，如同石破天惊般震动了曾国藩和罗泽南等人。曾国藩坐在椅子上，斜眯着眼睛，将眼前这位刚过弱冠的后生刮目相看。自己在执笔为文时，不是没有想到要批驳洪杨的夷夏之论，只是不好措辞，故有意回避这个问题，着重在维护君臣人伦、孔孟礼义上作文章。难怪檄文力量不足，看来不是气势不够，而是识见不高的缘故。“有志不在年高”，诚哉斯言！曾国藩微笑着说：“足下高见。足下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见识，将来前程不可限量！”
王闿运起身答谢：“明公夸奖，晚生荣幸至极。请屏退左右，晚生尚有几句心腹话要禀告明公。”
“请足下随我到书房来。”
进书房后，王闿运自己关好门窗，压低声音对曾国藩说：“晚生愚见，《讨粤匪檄》不宜再张贴，以免有人从中挑刺，议论长短。满人入关二百年来，历代都对汉人防范甚严。明公今有水陆万众，且皆为明公一人所招，兵强马壮，训练有素，此为我朝从未有过的事。朝廷对此，将会一喜一惧。望明公师出以后，于此等处时时加以检点注意，免遭不测。”
曾国藩轻轻点了一下头，王闿运把声音再压低：“明公治军严明，礼贤下士，衡州有识之士咸以为，明公乃当今扭转乾坤之人物。秦无道，遂有各路诸侯逐鹿中原。来日鹿死谁手，尚未可预料，愿明公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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