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一天下雨了，曾国藩命荆七取出古砚来，磨墨写字。又怪了，古砚并不像过去那样，遇雨溢水。曾国藩叹息着，把砚台拿在手中细细把玩，却发现似乎没有过去那种沉甸甸之感。他起了疑心，遂命家人全部出动，翻箱倒柜寻找。结果汤家祖传古砚找出来了，字画也找出来了。原来，赎回的竟全是赝品，真的并没有丢！他惊呆了。马上要荆七到琉璃厂去找那个古玩摊主，但早已不见了。曾国藩大惑不解：究竟谁是骗子呢？说古玩摊主是骗子，他怎么会知道我家珍藏的东西？说杨国栋是骗子，他为什么不将真物窃走？
此时曾国藩在这里邂逅杨国栋，真个是他乡遇故知，又能解开多年的疑团，岂有不去之理？曾国藩叫荆七先回去告诉郭嵩焘、刘蓉，说今夜不回船了，明日一早再来接。
杨国栋带着二人走了一里多路，来到一个山坳口，指着前面一片竹篱茅舍说：“这就是寒舍。”
曾国藩见茅屋前一湾溪水，几株垂柳，环境清幽安静，说：“足下居此福地，强过京师百倍。”
说着进了屋。谁知这茅舍外面看似简陋，里面却不大一般。厅堂四壁刷着石灰，显得明亮雅洁。墙上悬挂着名人字画，屋里摆的尽是精致的上等家具。坐在这里，并未感到是荒山野岭，仿佛来到繁华市井中的官绅家。
刚坐下，杨国栋对里屋喊：“阿秀，端茶来敬献二位大人。”
话音刚落，从里屋出来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女子，托着一个黑漆螺钿茶盘，步履轻盈地走进客厅。那女子大大方方地把两碗茶放在几上说：“请二位大人用茶。”
说罢莞尔一笑，转身进屋了。彭玉麟看着这女子极像梅小姑，尤其是那莞尔一笑的神态和清脆的越音，简直如同小姑复生，他不由得多看了阿秀两眼。彭玉麟的瞬间表情，杨国栋没发觉，曾国藩却注意了。杨国栋说：“这是小妹国秀，老母瘫痪在床上已经几年了，恕不能起身招待。”
曾国藩说：“足下那年突然离去，使我挂牵不已。”
杨国栋说：“学生那年贸然拜访大人，蒙大人错爱，留在府中。三个月来，跟随大人，所学竟比我寒窗十年还多。大人恩德，学生没齿不忘。那年突然离去，原是出于一桩意外的事情。”
阿秀又出来，摆出各种时鲜果品。曾国藩发现彭玉麟又看了阿秀两眼，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杨国栋继续说：“那天我正在前门大街上办点事，正巧遇到从老家来的仆人。他一把抓住我，说，‘相公，我在京城里找你半个月了，今天终于碰到，快跟我回家。’我忙问，‘家里出事了？’仆人说，‘相公有所不知，老爷在家，为祖上的坟地和谢家打起官司来，被官府锁在牢中，急等你回家。’我一听慌了神，说，‘我现在礼部侍郎曾大人家，曾大人这两天在园子里当值，过两天曾大人回来后，我跟他说明，再离京回家。’仆人说，‘老爷现在狱中，天天盼你回家，再等得几天，不知回去后还能不能见到老爷。’老仆说着掉下眼泪。我心想：他是我家的仆人，都如此着急，我还能再等吗？不如先回去，两三个月后再回京跟大人道歉。我连忙回府收拾行李。我原本没有什么行李，只有几样假货。那是在大人家住的时候，闲来无事，有一天，我照大人家藏的字画临摹了一张。自己看着，觉得也还像。顿时兴起，要跟世人开个小玩笑。一连几天，我早出晚归，逛琉璃厂，与那些古董商人闲扯，从他们那里套得了不少造假古董的技艺。我用重价买了几张明代年间出的纸，又买了一支古墨，关起门来，用心临摹、炮制，将大人家藏字画，每幅都精心临摹了一份。又特别喜爱大人家的古砚，也照样仿制了一个。我于是把这几种东西带上，留下一张‘急事暂别’的纸条，来到仆人所住的西河沿连升店。”
曾国藩听得极有兴趣，微笑着插话：“现在我明白了，那张黄山谷的字是你自己临摹的。”又说，“这张纸条不曾听府里人谈起。”
“当时放在书案上，也可能后来被风吹走了。我来到连升店，仆人问，‘相公身上带了钱没有？’我身上一文不名。仆人也只剩下十几两银子，这点钱，主仆二人无论如何到不了家。仆人看到包袱里的字画，说，‘相公，目前是救老爷要紧，你这几张字画就变卖了吧！我知道你舍不得，到如今也没有法子了，救得了老爷，日后还可以再买。’我心里好笑。不过，他这一说倒提醒我。看来这几幅字画临摹得还可以，至少眼前的仆人是骗过了。如果能被哪个好古董而又不识货的人买去，虽然有点缺德，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我问，‘紧急之间，卖给谁呢？’‘有人买，隔壁就住着一个卖字画的摊主。’仆人当即叫来一个中年汉子。我心想：正好检验一下我仿古的本领如何。便煞有介事地向那个汉子吹嘘，说是祖传下来的真迹，目前要救老爷，只得忍痛卖掉。那汉子早几天便与仆人混熟了，因而对我所讲的毫不怀疑。他眯起眼睛将那几幅字画和古砚细细鉴赏一番，问我，‘你开个价吧！’我说，‘这几幅字画和古砚，论价不会低于一千五百两银子，现在急要钱用，我没工夫再找别人，你给七百五十两吧！’那汉子和我讨价还价，最后开出五百两。我心里想：好笑，这几样东西十两银子都不值，经过这样的瞎吹胡闹，居然就值几百两银子了。便一手从汉子手中接过五百两银子，一手将那几样冒牌货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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